△中国的母亲河——黄河，雄伟壮丽、宛若龙形。
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个盛世
与黄帝时代相比，尧帝时代在更大范围内精确推广了这种时序方法，“敬授人时”，以其德治，春天东西和睦，秋天南北丰收，这种人文内涵，达成了后世史学家不断赞扬的“家国一体”“协和万邦”的景象，“化成天下”的节日和节庆文化的文明价值因此更为凸显了。
也就是说，根据阴阳时序循环的天理，把握好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和生活准则，以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不误农时，避免战乱，安居乐业，延年益寿，由此惠及天下各邦各族人民。“敬授民时”的意义无比重大。
《尚书》还说：“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
这一段话意思是，帝尧说：羲氏和氏子弟，观测天象，得知一年有366天，又以置闰月的办法调配月与岁，使春夏秋冬四时不差，这就可以使得官员系统的治理行为有效，官民一体，取得各方面的成功了。
这就是中华传统时序文化与节日文化的最早典籍记载，正是对中华政治文明开端的记载。
△乾隆帝命宫廷画师绘制的《万国来朝图》，画中不只描绘了紫禁城中的元旦朝贺活动，而且着重刻画了宁寿宫中乾隆抱着孙子，看放鞭炮，享受天伦之乐的场景。
从“人化”到“仁化”
现代科学证明，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工具的使用能力，而在于组织协同能力高于其他动物界，如果文化就是“人化”，组织协同能力就是文化概念的核心要义，其结果必然就是“仁化”，从“人化”到“仁化”，这是中华文明创世传世的基础机制。
文明的标志就是相当范围的人群发生了时空观念合理化与共同化、劳动分工复杂化、社会结构分层化、沟通方式符号化等等的大协同形态，也就是说，文明的根本机制是组织协同的技术机制、规模机制、效率机制的集约化过程，这就必然出现国家形态，其基本的标志就是有效统一的天文历法。
回望远古，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先祖，为了生存，采集野果、狩猎鸟兽，于是开始了天文观察与研究——此乃客观历法之起源。把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变化记载下来用以指导日常生活，人文历法就产生了。天文与人文的转换与交融，历法是第一成果。历法就是空间中时间标识，它是蒙昧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历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人文性、普及性及其实践有效性则昭示着文明的创立。
在天地人合一的生态文明价值序列中，动物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在天道认知中，中国人建立了以动物及其特性为命名的四象七组二十八星宿的体系，对应了以动物为标志天干地支的时间序列，再对应节气与农事人事的行为规范概念，构成完整的地德范畴。而在人文时间序列中，十二生肖赫然出现，作为中华传统节日的领军文化内容。
我们不得不感叹，这是一个多么完整而严密的生态逻辑系统。
△大英博物馆藏18世纪中国绘画，画家使用细腻的线条和用色，勾勒出了元宵节赏灯舞龙、热闹欢腾的情景。
中华文明之盛世：传统节日
节日与节庆文化的形成、传承与延续，在大一统文明的体制下，表现出中华文明价值的广域化继承与持续性发展。
今天，许多节日礼俗大多可以在先秦找到其萌芽状态，而在汉代找到其源头。
唐宋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节日文化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民俗节日从禁忌迷信的神秘气氛中解脱出来，向礼仪性、娱乐性、养生性的方向发展，演变成为真正的良辰佳节。
盛世节日多，此言不虚。节日与节庆文化的形成、传承与延续，在大一统文明的体制下，表现出中华文明价值的广域化继承与持续性发展。
中华节日文化的先秦时代
中华文明体系的天文历法和节日节庆，最早建构于三皇五帝时代，这是中华文明的开创时代，从伏羲到黄帝，传说或记载，说明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这种文明价值的建构过程。最早的盛世建立在尧舜禹的传说和记载之中，所谓“德布天下”，就是建立国家正义的基础。而后的盛世建立在西周礼乐文明时代，就是孔子及儒家念念不忘的“周礼精神”。
据人口史学者的估算，西周人口2000万左右，一个农民可供养8或9人；西周时期，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5％左右，周天子及其封建体制所构成的国家，在人口上为当时世界第一大国。苏美尔、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波斯等文明体都没有西周这样的人口容纳力。
中国节庆文化学者认为，就节日风俗而言，今天的节日元素早在远古时代已经出现了萌芽，流传至今的春节、上巳、端午、中秋、冬至等节日元素，先秦时代大部分已经形成。但区域差别很大，以周礼为基础的礼数内容比较复杂，加上多种文化和风俗尚未充分融合，节日的多样性和神秘性相结合的特征比较明显，节日习俗大都建立在民间鬼神信仰的基础上，伴随很多禁忌和附会的内容，比如年关躲避山魈恶鬼，上巳禊祓等等，又比如端午划龙舟在最初正是为了驱鬼。
△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节日文化的发展，民俗节日向礼仪性、娱乐性、养生性的方向发展。
大汉文明开创大一统的文明盛世
两千年前大汉文明表明当时的中国既是科技大国，又是经济大国，也是思想大国。大汉文明体拥有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太学。其时，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传统在持续，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均可做官，天地人合一的哲学具体化为政治哲学的开放与包容、公平与正义、和谐与平衡，成为大一统文明的价值基础，没有这些价值基础，汉朝不可能有如此广大的疆域和如此众多的民族共享盛世节日庆典。
二十四节气名称首见于西汉《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完整地记述了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等概念的逻辑关系。
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等人制订了《太初历》，吸收了节气说作为指导政事、农事和健体养生的补充历法，并规定无中气之月，定为上月的闰月。
于是，中国主要节日如除夕、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都成为全民或全国性的节日。先秦时期的荆楚文化圈、巴蜀文化圈、吴越文化圈、齐鲁文化圈、秦文化圈等，到汉代开始大融合。《太初历》确立了以建寅月为岁首，为节日风俗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节日风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许多节日礼俗大多可以在先秦找到其萌芽状态，而在汉代找到其源头。
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大融合
节庆文化学者认为，魏晋时期的民族大迁徙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大交流，促进了节庆文化的融合。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部分地区，带来了节俗文化中那些杂技游艺成分，如骑射、蹴鞠等。同时外来信仰的宗教生活方式与正统历法节庆内容相结合，比如佛教的传入使节日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如佛祖成道制粥舍众，此传说传到民间以后，形成了非常符合养生原理的吃腊八粥习俗，于是十二月初八“腊八节”成为主流节日之一。
道教把阴阳观念推崇到极致，便以奇数为阳，节日相关的内容多取奇数，为吉利的象征，如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五月五又叫天中节，体现阴阳均衡之意。
还有魏晋玄学和清谈之风对节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宴饮游乐方面，如节日以高谈宴饮、诗酒风流为庆典等，为这一时期的节日风俗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