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年（1822年），奏立“新疆行茶章程”的那彦成说：“其乌鲁木齐等处所需茶封，均系甘司官商将茶运至凉州、肃州，交给散商贩运出口，自行销售。是新疆为甘司行引之区，久已定有地界，难容私贩充斥，以致官引滞销，亏短国课。”可见，清代所云新疆市场上的官茶内涵十分清楚，就是甘司官商上交用于塔放兵饷之茶。
附茶则是官府允许茶商自售作本的“正茶”一起运销的酬劳和损耗茶。这一惯例来源于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令甘州仿洮河、西宁事例，岁以六月开中，两月内开马八百匹，立赏罚例，商引一二年销完者赏有差，踰年者罪之，没其附带茶” “明陕西置茶马司四，河州、西宁、甘州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
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给附茶七百斤，中引五百六十斤，下引四百二十斤，名曰酬劳”这表明附茶就是官商自卖之茶，数量包括每100斤茶自留50斤及附茶14斤，共64斤。
新疆官茶与附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许多史料中，有时区别使用，有时又混同使用，容易引起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