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奏道：“谨按甘省额设茶引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六引，每引行茶一百斤，交官中马。五十斤中马，五十斤听商自卖，外带附茶十四斤为运脚之费。以每五斤为一封，合计交官茶二十七万二千九百六十封。商人自卖正附茶三十四万九千三百八十八封”。
又说“今官茶运至新疆各处，除自各司至肃州，沿途陆续挽运，毋庸雇觅牲畜摊算脚价外，自肃州运至各处，如雇觅牲畜，转将脚费摊入茶体之内，于领茶官兵月支盐菜银两内扣还，核计应需本脚，转之买自商贾，既多减省，而台马又不致劳伤，实于公私有益，自应如伊犁大臣等所议办理。至将来如遇有换班官兵出口，亦应令其随便酌量携带，庶运费并可节省。再巴里坤、哈密现在贮存茶六万八千封，所有新疆需用之茶，自应先尽此二处就近拨运，俟拨运将完再由内地各自运往，如此则内外销售，事易集而利亦普矣”。这一段文字将官茶与附茶、官茶与商茶作了严格区分。
纪昀《乌鲁木齐杂记》所云：“闽海迢迢道路难，西人谁识小龙团。向来只说官茶暖，消得山泉沁骨寒”，这里的“官茶”与附茶不加区分，混为一谈。该诗注中明白无误地说：“佳茗不易致，土人惟饮附茶，云此地水寒伤胃，惟附茶性暖能解之。附茶者商办官制易马之茶，因而附运者也”。
之所以将附茶与官茶混为一谈，是为了区别于从北路输入新疆的晋茶。清代甘司引地商人所运正茶、附茶，向皆“湖南安化所产之湖茶”，“陕甘两省茶商，领引采办官茶”，每年不下数千百万斤，“皆于安化县采办，以供官民之用”。如此则官茶、湖茶、附茶几乎成了同一概念，晋茶往往就被指为私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