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现代工业文明前所未有发达的当代，我们遇到的最紧要和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技术性或经济性的问题了，而是管理性的问题了。重思管理的基本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贴近管理的本质。我们需要觉知到“什么是管理”以及关于管理的各种基本问题的重要性，关于这些问题的认知，需要我们自己去持续地探索，求真、求实。
文 / 余菁
什么是管理？
谁是管理者？
管理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如何判断管理活动性质的好坏？
……
在很多人看来，这类管理的基本问题，在教科书里有现成答案，没有必要耗费时间精力去讨论。在上百年的管理理论发展历程中，已经有一批声名卓著的管理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来解答这些问题。他们提出的各种有影响力的解释，已经成为了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一个个茁壮成长的分支，并在广泛的管理实践中得到了传播和应用。
时至今日，人们常常习惯性地搁置对这些管理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乐于去接受如下的预设：人人都知道什么是管理，人人都知道谁是管理者，人人都知道管理活动的目的，人人都知道什么样的管理活动的性质是好的。
然而，避免触碰管理的基本问题的思维惯性，容易使人陷入认知上的催眠状态。当我们带着这种思维状态参与管理实践时，很容易失去对自己或他人在管理实践中的无知之处的觉知。这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组织生活中屡屡陷入管理困境的思想根源。
什么是管理——管理，必须是科学的吗？
当我们探讨“什么是管理”这个基本问题时，估计99%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如下的观点：无论管理到底是什么，管理必须是科学的。
管理，即科学管理。这种认知观念，源自于泰罗的科学管理革命，它构成了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起点。在科学管理理论出现之前，管理活动主要依托于人的主观经验。泰罗观察到，由人凭经验作决定的做法，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效率损失。为了使整个国家和社会免受浪费与效率低下的困苦，泰罗旗帜鲜明倡导科学管理，致力于发展一个效率压倒一切的系统。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绝对的进步意义，即使对今天的世界而言，它仍然拥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环顾我们周遭，仍然遍布各种形式的浪费与效率损失。科学管理理论，依然具有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驱动性力量的巨大潜能。
不过，我们是否保持了对科学管理思想的局限性和阴暗面的必要的警觉？以及是否在内心产生过如下的困惑或追问：到底什么是科学的含义？什么是将科学管理理论付诸实践的行动原则？什么是“科学”或“科学原则”的代价？在什么样的边界条件下，科学原则应该在管理活动中有所收敛与克制，甚至需要从管理活动中隐退，让位于其他有更重要意义的行为准则？
所有这些疑问，与泰罗的管理思想观念中隐藏的阿喀琉斯之踵有关。在他的著作中，泰罗开章名义地指出：“过去，人是排在首位的；未来，（管理）系统必须是排在首位的。”将人作为系统进化的工具与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建构在科学原则的思想基础上的一切管理理论的致命之处。而且，随着管理系统进化到越科学、越先进、越发达的程度，该系统对人产生伤害的程度可能愈盛。泰罗的晚年，沉浸在为自己的管理思想漏洞打补丁的痛苦中。他反复强调，科学管理是一个高度重视人的理论知识体系。任何良好的管理系统必须以培养一流人才为首要目标，确保一流人才更快更好地晋升到高阶的管理系统中去。对批评者提出的“非一流的人怎么办”的质疑，泰罗无力回答，他选择忽略这些质疑，将科学原则视作为管理信条，他主张，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人类活动。
这种被绝对化的科学理性信念蒙蔽的无知是根深蒂固的。它从泰罗的心中萌芽，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信奉科学管理原则的人们，在给现代社会带来发展动力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的不良后果。在泰罗那里，象征科学管理的神杖是秒表。在卡普兰（Robert S. Kaplan）手中，神杖换成了平衡记分卡。卡普兰和波特（Michael E. Porter）说：“不衡量无以谈管理，这是众所周知的原则”。这是表征科学管理精神的一句经典论断。对此，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有一句评论：“众所周知，这话是不假，但愚蠢到家也是真的”。
有关管理的真相是，它不仅应该有科学的一面，也应该有非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一面。西蒙（Herbert A. Simon）指出，理性的限度是一个变量。管理原则的应用，必须涉及理性的“限度”问题。相应地，管理理论必须深入研究各种非理性要素或人的行为达不到理性标准的有限理性现象。如果只有科学的一面，管理将沦为单向度的管理，日渐异化为带来意外伤害的冷酷无情的工具。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管理学具有难以驾驭的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复杂性，以致于研究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或是笼统称之为难以言表的、基于经验与智慧的管理艺术，或是将其简单视之为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在观察到人们面对高度复杂的社会性研究对象所做出的回避性选择时，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将这种研究策略上的妥协行为描述为：“躲进技术的避难所”（retreat to technology）。无论是出于急功近利，还是出于懦弱无能，只要我们将与人自身紧密相关的管理活动，完全视作一种技术或科学来对待，那么，科学管理理论很可能会从一座避难所，幻化为埋葬盲从它的避难者们的一座坟场。总之，管理的真相，不可以仅仅是科学的，同时，也不可以任由我们懒惰地用“艺术”一词来包裹它。我们需要沿着科学化的思想方向，在科学之外去挖掘管理的本质。
谁是管理者——管理，是管理者的管理吗？
管理，即管理者的管理——这一思想观念，从科学管理时代被奠定下来，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得到强化与巩固。
管理，究竟应该是管理者的管理？还是，管理正在转变为不怎么需要管理者的管理？再或者是，管理，已经迈入了德鲁克所说的“人人都是管理者”的新世代？上述的几个命题，哪一个才能更好地反映管理者与管理的关系的真相呢？思考这类问题，我们需要重温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的经典之作。巴纳德不使用管理者的概念，他笔下的分析对象是经理人员（executive）。在巴纳德的思想里，隐含一个触及管理者灵魂的拷问：身居经理人员职位的人，都是管理者吗？巴纳德指出，经理人员的工作本身常常是复杂地组织起来的，所有的经理人员都在从事相当多的非管理工作。这就是说，不是身居管理岗位的人所从事的全部工作或活动，都可以被定义为管理——面对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因为陷入了认知催眠状态，都将它忽略掉了。
我们需要觉知的一个事实是：身居管理职位的人，不一定是管理者。借用海德格尔的哲学表达形式，管理者，只能因为他在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工作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福莱特（Mary P. Follett）将管理定义为，通过他人来做事的艺术。在我们身边，通过他人来做事的身居管理职位的人，数不胜数，但精通管理艺术的管理者又有多少呢？任何一个身居管理职位的人，无论他看起来多么像是“管理”一群人的“管理者”，只要他没有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工作或履行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职能，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相应地，他的工作，也不应该被视作为有效的管理工作。在巴纳德的管理思想体系中，管理，是需要管理者的管理。但巴纳德所说的管理，又不可以被约等于泰罗和法约尔所理解的管理者的管理。西蒙深谙巴纳德思想的精髓，他写道：管理行为是团队行为。管理，不是管理者的个人行为或活动。管理，是且仅是管理者为团队合作提供的服务及背后的全部努力。
在现实中，总是不乏这样的“管理者”，在遇到实践问题时，总是苛责他人不够顺从，或埋怨手中的权力和权威不够充分，他们在渴求被赋予更充分的权力和权威的同时，不停地将责任归咎于他人，却拒绝承认问题的根源在于自己的工作思路与方法不当——他们意识不到，自己不是为团队合作而竭尽全力的管理者，更意识不到自己从事的活动偏离了真正意义上的管理。
汉布里克（Donnald C. Hambrick）曾谈到，之所以开发高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一类迷题的刺激：为何像《财富》这样享有盛誉的商业刊物会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浓墨重彩地予以歌功颂德？然而，在实际研究中，汉布里克又遇到了另一个刺激他思考的迷题：为何很多高层管理团队并无多少“团队”属性？品味汉布里克的这两个迷题，有助于我们摆脱教科书中有关管理者与管理的关系的陈词滥调，重返巴纳德在管理理论大道上给我们留下的“管理是合作系统”的路标之下，去进一步开展与管理的基本问题有关的积极有益的反思。
管理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自其诞生之日起，西方管理理论便将其目的，理直气壮地指向了现代工业对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增长目标的狂热追求。
泰罗将管理设定为任务管理，他所说的每一项任务，都指向了生产性任务。上世纪50年代，德鲁克为管理打上了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的标签。麦格雷戈从Y理论中衍生出来了一个重要论点：如果目标是由外界强加的，员工就不会真心实意地给予承诺。尽管他的这个理解已经贴近了管理的真相，但麦格雷戈的思想基础还是臣服于目标管理理论的——无论是X理论，还是Y理论，管理都以实现经济利益为目标。麦格雷戈倡导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也是为企业财务目标效力的。
前辈管理大师们在思想战场上的妥协与退缩，使得今天的管理学教材将“管理活动的目的”视作一个自带标准答案的议题，读者们被默认对书中阐述的管理活动的目的，拥有清晰无误的共识性理解。《什么是管理》作为一个管理启蒙读本，将现代管理的主要责任定义为价值创造——尽管作者自己也承认，“价值创造”是最常被滥用的管理术语之一。
然而，从事管理活动的企业，不仅仅是经济组织，它们更是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的社会组织性质决定了，它们不仅要尊重经济逻辑，还要同等地、甚至是更加地尊重那些不可或缺的非经济逻辑。否则，企业内外的人，将会受到深入骨髓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抑制、掠夺与扭曲。道德伦理学者站在亨利·福特的对立面提醒我们，唯有不吝惜于花费时间，人们才能收获信任、忠诚、关爱这些对我们生而为人最富有意义的美好的情感体验。
在思考“管理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人们犯下的，常常是麦格雷戈式的错误，也是泰罗式的错误。马奇称之为“明智的愚蠢”。马奇指出，我们的文化智慧内生了目的生存的观念。我们往往根据目的定义组织，并根据目的评判组织行为的正当性……我们将（带有先验性目的的）目标强加到智慧人的头上。人为自己设定目的与目标的思想方法，这是明智与理性使然的结果；但是，如果任由预设的目的与目标支配人的一切行动，让像经济利益这样的目标凌驾于人的价值观判断与前提之上，这就是愚蠢。
如何走出“明智的愚蠢”的困境？如何在正确的方向思考“管理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议题？一种可能，是考虑使用逆向思维方法。常识引导我们去进行正面思考，回答管理活动应该干什么。逆向思维引导我们去思考，管理活动不应该干什么？无论取得多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我们都不应该受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蛊惑，纵容某些管理活动对社会造成严重伤害。在价值高度多元的现代社会，有一些多目标约束下的管理活动的残酷后果，是不可逆的，也是无法功过相抵的。
苏格拉底告诉世人：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只顾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像医生，不应该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应该谋求病人们的利益；像舵手，不应该照顾自己的利益，而应该照顾他部下水手们的利益；像一个真正的治国者，追求的不应该是他自己的利益，而应该是老百姓的利益——理想的管理，应该坚持以谋求被管理者的利益为目的。对一个企业的管理者而言，被管理者，不仅包括他周遭可见的上级、同僚和下属员工，还包括消费者、供应商、合作伙伴、社区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目的，应该是为所有受管理活动照管与影响的人们着想。
如何判断管理活动性质的好坏？
从宏观层次看，评价管理活动的性质的准绳，应该与、也只能与人类的共同福祉紧密关联。这是一种确保人类群体中的任何一小部分成员的行为，始终保持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共情与避免伤害的基础性的社会机制。如果该机制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失去了发挥应有作用的个体的心理基础，人类的道德与正义底线将失守，错误和悲剧将难以避免。
1961年，犹太人对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审判。艾希曼被称为“死刑执行者”，他是德国纳粹发动的犹太人大屠*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如何尽心竭力地依命令行事。这种逻辑也体现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席上的纳粹高管的自我辩护中。如果他们学过管理学，他们将辩称，自己只是像每一位正常的和理性的管理者那样，负责任地履行着对犹太人的有目的和有计划的屠*职责。艾希曼忠诚地效力于个人的职业目标与利益、效力于他所在的组织追求的目标与利益，他没有去思考，他的管理活动对几十万、数百万犹太人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阿伦特称之为“恶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意指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却不自知。这是一种无根之恶，令人悲从中来，而当事人对自己的错误毫无反思之意。
当我们以审视管理的基本问题的批判性眼光看待这类现象时，不难发现，艾希曼们的个人悲剧及造成的社会伤害，根源在于这些“管理者”对自身管理活动的正当性的错误认知，他们高度肯定自己的错误行为的正当性一面。今天，我们已经远离两次世界大战半个多世纪了。“恶的平庸”，却没有被尘封进历史。在商业领域，在大量的公司丑闻中，为公司利益、为部门利益而战的艾希曼的影子不停地粉墨登场。如果我们放任自己盲目奉行某一种管理理论、原则或绝对相信某一管理目标的正当性，就大有可能失去对管理活动性质中的恶的觉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忽略自己所造成的让群体走向分裂与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种种过错。
事实上，在现代工业文明前所未有发达的当代，我们遇到的最紧要和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技术性或经济性的问题了，而是管理性的问题了。90年前，梅奥在《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中，引述了与我们相隔一个世纪的智者们的心声：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管理问题是极端复杂的。如果我们缺乏有效的管理以创造出必要的社会团结，文明社会可能因此分崩离析。如果我们在急速的科学技术的变化中失去了保持社会组织的团结、稳定与平衡的能力，我们将感觉到种种陷入瓦解的迹象。梅奥所说的瓦解的迹象，正浮现于当下的全球化危机、数字技术竞赛、后疫情时代等牵动世界各国的大事件之中，它们从各个方向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层层的冲击和重重的管理挑战。令人备感遗憾的是，尽管西方管理学已有百年历程，但到目前为止，人类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彼此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对管理的基本问题的共识性认知。
管理的本质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答案。我们需要觉知到，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认知，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或理所当然的。正确的认知，需要我们自己去持续地探索，求真、求实。有关管理的基本问题的错综复杂的“认知之结”，需要我们正视它们，讨论它们，这样，才有可能去化解那些阻滞我们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团结地迈向共同富裕与幸福未来的思想之结。
关于作者 | 余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 高菁阳（gaojy@sem.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