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的盲，
是群体麻木性的视而不见
社会权利的构成有三大来源：法律、道德、习俗。
法律像一束光，在足够封闭和偏远，无法照到的地方，全靠习俗和宗法道德。尽管雪梅把能想到的⽅法都试过了⼀遍，但苦于⼭村的位置偏僻、“丈夫”⼀家的监视毒打、村⺠的沆瀣⼀⽓，种种计划全部以失败告终。
《盲山》有两个“盲”字。
起初，⼈贩⼦带雪梅到宾馆休息，宾馆⽼板与⼈贩⼦⼗分熟络，⼤概了解他⼲的勾当，但完全视⽽不⻅。
村委会觉得不关我事，村⼲部觉得是家事，邮递员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两次逃跑中遇到的司机都⽆视她的求救，警察的不作为，⽆不在体现着第⼀个“盲”字。
然后雪梅被拐卖，告诉⻩德贵，给她爸爸打电话会赔钱给他，⻩德贵的回答是，你打电话报了警，警察来了我的钱就⽩花了。
在他眼⾥，收买妇⼥、⾮法拘禁并不是会坐牢的事，完全没有正常的法律常识，只关心自己狭隘的利益，以自身既定的形式准则，一人如此，众⼈皆是如此。
全村的⼈都觉得花钱买了媳妇，买了就是我们的东⻄，谁要是夺⾛，今天我不帮忙，明天这就是我的下场。 闭塞、落后、愚昧、无知，此为第二个“盲”字。
两个简简单单的“盲”字，让整座山变得密不透风，偶尔有光照进来，却即刻又被乌云遮盖。
截图来源于电影《盲山》
这种“合谋文化”在《水浒传》曾现端倪，在开黑店的孙二娘眼中，初次见面的武松就是个“两脚羊”，不出意外应该下蒙汗药，做成包子馅；但熟悉之后，马上成为值得尊敬的梁山兄弟，亲如一家。
中国传统社会的群己关系，被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通过血缘、地缘等互动形成的亲疏远近，成为了一切行事的标准和逻辑。
按照这个逻辑，被拐卖的女人是异类，只有当她顺从并融入当地生态（例如生下小孩，建立血缘关系），才被认为处于村人能够理解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否则她算不上同类，甚至没有人权。
也许正是因为小地方的社会分层与不平等，所以年轻人才更向往公平与平等的大城市，在那里，他们是否被尊重与亲疏远近无关，而是靠自己的个人专业能力。
这要感谢改革开放与工业化带来的家庭原子化，使个体的生存可以脱离大家庭与网络结构而存在，使得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有了初步的体现。
被拐卖的妇女何时能回家？
2018年，在一个视频节目中，李杨谈到，《盲山》的观众中，有一位广东的打工妹，曾通过网络给他留言，说她带领家乡的一些小姐妹到广州打工，首先就组织她们看电影《盲山》，让她们学会保护自己。
而这一点，让身为导演的李杨，从内心里觉得自豪。“觉得自己掏腰包拍这部电影，值了。”
李杨说：“真实的故事比电影要惨烈许多。” 确实如此。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2018年的强奸案件所占刑事案件的5%左右，乍一看占比不是很高，但实际上这几年已知的强奸案具体的数量都在2万到3万以上。
另外，根据北大法律信息网数据显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不作统计）均发生过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其中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案件。
妇女被拐卖的新闻层出不穷，从34年前轰动全社会的「女研究生被拐案」到今时今日的「徐州丰县8孩铁链女」，都呈现着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妇女被拐卖不是个例。
但是我们要相信政府，从建国以来持续进行过的土改、扫盲、破四旧、改革开放、义务教育、自力更生……我们经历了无数破旧立新的变革尝试。
2014年公安机关公布曾解救被拐卖儿童1.3万人、妇女3万余人。最近几年，由于国家部署打拐专项行动，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火车实名制、户籍全国联网、天网工程逐步完善，人口拐卖犯罪率已经大幅下降。
拐卖妇女儿童立案数量：2013年20735起，2014年16483起，2015年9150起，2016年7127起，2017年6668起，2018年5397起，2019年4571起，2020年3035起。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随着共同富裕的实现，贫困人口的减少，这些悲剧不再会发生。
最后放一段《盲山》导演李杨的采访：
“当年我拍这个电影的意思，更多是想揭露人性的恶，让大家看见。
可是很遗憾，可能大家觉得这太痛苦了，或者这些东西离我们太远了，不觉得它多么值得关注。
有些孩子，不愿意面对自己周围的人比如她的婶婶、舅妈可能就是拐来的。
我很欣慰的是，15年后，这些人长大了，当了母亲，她们对这件事感同身受了，所以现在会有这么广泛的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觉醒。”
参考文献：
《恩格斯论贫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唐解云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存疑到求解》：《人口研究》编辑部 杨云彦
《社会分层与不平等》作者: [美] 哈罗德·克博 / Harold R. Kerbo
《为什么丰县事件没有发生在更贫穷落后的地区？》作者将军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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