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
原因也是众所周知，这段时间我国处于特殊时期，这些在押的战犯一时也得不到关注，他们的改造情况也没有及时向上级汇报，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战犯不幸病死的情况。周总理对此颇为担心，他在1971年5月抚顺战犯管理所上报的《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标，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亡，每年增长。因之，许多战犯病亡，每年增长。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两个月死3人……这是不符合*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给以生活出路。”
周总理的批示得到了*的重视，加上国内外形势发展，于是就有了1975年的最后一次特赦。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因*和周总理都身患重病未参加，朱老总主持了会议。
这是关系着最后一批战犯的命运的会议，其特赦战犯人数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从会议最后的公报可以看出，全会一致同意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特赦的战犯们
两天后，最高人民法院向所有战犯颁发了特赦通知书，这里面就包括13名不符合标准的顽固不化分子。这13名战犯具体情况如下：
山东战犯管理所在押4人，分别是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这4人被抓获前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徐天任是第二军*，李清是第七十二军中校参谋，邱沈钧是国民国防部少将所长，张百龄则是国民国防部保密局副站长。
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7人，分别是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这些战犯也是罪行累累，尤其周养浩被称为“书生*手”，此人跟戴笠、毛人凤是同乡，曾亲自参与策划*害爱国将领杨虎城，还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实施大屠*，双手沾满了无数人鲜血。
北京秦城监狱在押2人，分别是杜超群、沈勤康，这两人也是罪大恶极，杜超群原是国民中同居上办事处副处长，沈勤康是国民厦门市警察局局长，双手同样沾满了鲜血。
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都得到了特赦，而且*对这些战犯的情况也了如指掌。正如华国锋所说的那样，“*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了如指掌。解放战争是*指挥的，哪个战役俘虏了什么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和周总理
从华国锋的论述可以看出，*决定释放全部战犯是经过充分考虑，很有远见。*决定特赦战犯，主要有以下考虑：
第一、为解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众所周知，朝鲜战争爆发致使解放台湾战役搁置，但中共中央一直把解放台湾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晚年希望能看到祖国统一，释放全部战犯这表示大陆方面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第二、国际局势对大陆解决台湾问题有利。前面提到，随着尼克松访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很大提升。1971年10月，第28届联大通过了驱蒋案，加上世界各国纷纷跟中国建交，这让台湾当局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此时释放战犯，无疑是很高明的手段，引起了台湾当局震动。
孙子兵法有云：“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作为战略家，虽然身患重病，但这一次他再次掌握了主动权。1975年3月23日，293名特赦战犯齐聚北京饭店，参加中央政府举行了宴会。
叶剑英元帅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再次重申了中共的特赦政策，而且来去自由，“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当*看了宴会情况简报后，更加认为此举意义重大。
叶剑英元帅
*还批示，给特赦人员每人增加200元补助、100元粮票。当各种活动结束后，绝大部分特赦人员都分散到各省，只有10人报名要去台湾，他们分别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
因为来去自由，这10人很快登上了南下香港的飞机。到了香港后，10人纷纷给台湾亲人、旧部打电话，大家都无比期待相聚的那一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台湾当局无端猜测这10人赴台原因。
眼看迟迟无法去台湾，张铁石在酒店中选择了自*。香港《明报》独家对进行了报道：“目前获中共特赦释放、自愿来港往台湾的十名前国民党将官，因申请入台证问题滞逾半个多月后，其中一人突于昨午在弥敦道富都酒店自缢葬命。此事发生后，在港左右派人士均表震惊，而其他九人亦博惊不已。据说他留有遗书，传其中一句是对‘赴台已感绝望’……”
张铁石自*，国际舆论哗然，台湾当局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至于其他9名特赦人员，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定居香港，还有的返回了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