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30日，周总理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为祖国的统一而奋斗。
其间又起草了一份《配合意见》，指示：政协会议结束后，当释放十几个人“看看效果”。
这年3月，*又特意交代，对羁押的多名战犯，只思想教育，劳动改造，“一个不准*”，又进一步对台释放了，我党善待国军的信息。
当时，“台湾地区”也捕风捉影得到了一些消息，但因那时两岸关系依旧严峻，国民党的对内宣传始终不敢公开中国大陆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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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认为，对于战犯的处理，可以做两种设想，要么判刑，或轻或重，更甚者还可以判死刑，要么在监狱里改造一辈子，无所作为，无所贡献，还占用国家资源。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7年，那些战犯也随之改造了7年，有些罪犯早已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党和人民也应该既往不咎，将眼光放在两岸关系上，指引这些战犯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若将这些战犯，一股脑的枪毙只为了发泄对内战的愤怒，那么党的形象和策略势必会给国民党造成影响。
周总理
或是对一些渴望回到大陆的台军民们释放出一种“只要是战犯必须被枪毙”的讯号，这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因此，思想教育好过“枪毙”，严格改造、适时释放，不仅可以对台释放善意讯号，促进和谈，瓦解境内外敌人的意志，还能拉近国军人心，缓解外界对中共中央疑惧的思想。
另一方面，在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国民党战俘人数颇多，有些高级将领被关押的时间过长，全部释放会对台湾地区造成一定的压力。
因为，从生活补贴到工作安排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加上这些战犯的思想有变，即使中国大陆将那些“俘虏”全部送过去，蒋介石也不敢再启用他们，或者还想“*”掉其中一些泄愤也不一定。
基于此，中共党中央决定分批释放，一方面是为了观察台湾地区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想利用这些人，研究出一套积极“影响”台湾的方案。
也正是这一年，中共党中央决定挑选出一批国军内的高级将领，将他们送到功德林进行“加速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