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概有200多人被选中，在功德林里，他们被允许与家属通信，也可以接受亲友的探视。
可以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也可以去祖国各地的工厂参观，目的就是要彻头彻尾地改变他们对我党的认知。
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决定释放10名国民党高级战犯，当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发表演讲感谢党和*时，海峡对岸的国民党高官各个惊掉了“下巴”。
他们既担心中共的“仁爱”政策会动摇部分国军的心，又担心那些被“改造”过的将领，会从事一些不利于国民党的活动。
*说：“释放国民党的战俘，是对蒋介石斗争的延续”，这种不费一兵一卒的“软”实力渗透，要比相互对峙更让蒋介石害怕。
把他们都释放了，来去自由1974年12月，*在长沙养病期间，既要筹备四届人大的安排，又要操心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的释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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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批示中写道：“还有一批战犯都被关押20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都放了，来去自由”。
*发话后，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立即去收集被关押的战犯名单和思想改造情况，结果情况的确“不容乐观”。
因为那些战犯，大都被关押了25年，在历经特殊时期之后，身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衰老，除了一些生老病死的罪犯，剩下的也都有六七十岁的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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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华国锋将整理好的战犯名单、年龄、身体状况、判刑时间等信息，都绘制成一张表，分发给各部门代表，并召开会议，商量释放的事宜。
当时，会议在中南海的第四会议室内举行，到场的有公安部的干部、最高法院的院长、统战部的负责人等十几名同志。
在会议上，华国锋将从事审讯工作几十年的姚伦同志请到身边就座，与之挨个讨论战犯问题。
为了核实每一位战犯的信息，华国锋常常将会议开到后半夜，只为了跟在座的左右同志商量清楚，哪些人可以释放，哪些人不能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