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陈馨懿 潘璐
疫情下的上海街景。
“以前总觉得双城通勤没什么，只是距离远了一点，和普通上下班差别并不大。直到一波波的疫情反复到来，才发现原来通勤会有这么多不确定。”49岁的艾琳感叹。
艾琳在上海生活，于苏州上班，两地距离六七十公里。艾琳曾经会每天驾车往返，但现在，她离开苏州时，会做好长期外出的准备：关好窗，切断电源——艾琳担心，自己有可能会在上海隔离数日。
在长三角一带，像艾琳一样过着双城生活的人不少。《2021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显示，上海市域周边城市的跨城通勤规模为7.66万人，连续三年增长。
为了更好的工作，他们出发；为了家人和牵挂，他们回家。每天或每周固定的一来一回，成了跨城通勤者的生活节奏。
但新冠疫情之下，这些原本稳定的节奏被打破了。当“非必要不离所在地”的提倡出现后，工作地和生活地成了双城一族不得不面对的“二选一”。
有人选择逆行回家，和家人共克时艰；有人留在了工作地，等候疫情淡去。疫情之下，他们对于工作和生活，有了另一番思索。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采访了几位双城一族，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出门关好窗切断电源，已学会防控中的生活
艾琳（化名） 上海生活 苏州工作
我现在正在上海的家里，和妈妈、女儿待在一起。
小区目前正在封控状态，读初中的女儿上网课，远程办公的我总在开会，喜欢遛弯的妈妈也不得不更多待在家里。
我今年49岁，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不过，上周，我参加小区的防疫志愿活动，负责人打量着我，很惊讶：“你住在我们这栋楼吗？我怎么感觉没有见过你。”
艾琳成为小区防疫志愿者
我待在小区里的时间确实不多，因为我平时在苏州工作。最开始，我会每天开车上下班——我的女儿正是青春期，我不想错过陪她一起成长的日子。
我家在上海嘉定区，距离苏州有六七十公里，每天通勤时间在3个小时以内。6:45左右，我开车出门，先送女儿上学，我再上班；18:30下班，回到家大约20点，还能陪女儿写作业。后来，女儿长大了些，我便在苏州租房，周末时再回上海。
我是在2020年开始在苏州工作的。我是工厂一线员工的生产运营主管。上海的制造业在不断地往周边迁移，我之前的公司就从上海闵行一带搬迁到了嘉兴，我觉得离家太远了。相比起来，苏州工业园区里的公司，还更近一些，我便换了工作。
结果刚入职，我就碰到了新冠疫情爆发。当时恰逢春节假期，工厂还没复工，于是公司便延长了假期，我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今年就不一样了，工厂一直在开工。而上海、苏州轮流出现疫情，我在两地之间的往返就变得不太规律了。
1月份时，上海零星出现疫情，我去苏州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因此，每周日我都会去做核酸，再去苏州；
春节之后，我先在苏州待了一周。周末，2月14日，公司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出现疫情，当时我已经回到了上海，就被要求居家健康观察14天；
再之后，我回到苏州待了两周，期中每两天就需要做一次核酸。
上周四（3月10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例和无症状感染者64例。我担心随着疫情波动，如果妈妈、女儿所在的小区封控，没有人陪着她们。
当天，我就向公司说明情况，申请了在上海远程办公。我回到家不久，就接到了来自苏州的社区电话，通知我需要“3 11”。我告诉对方我已回到上海，短时间内不会返回苏州。
临走前，我切断了苏州出租屋里的电源，关紧了窗户，把可能腐烂的食物丢掉。这也是我今年才养成的习惯，现在每次离开苏州，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准时返回。
除此之外，出租屋里也没什么要挂心的事了。在苏州，我租房只是为了休息，家里的东西不多，平常也很少下厨。不像在上海，我的家里养着多肉植物，还有一条狗。
艾琳家里的多肉植物。
从3月10日至今的这么多天，是我以往双城生活中难得和家人团聚的日子。3月11日，也就是回到家的次日，是我女儿的生日，我们在家里一块吃了蛋糕。而去年，我只能在周末给女儿补过生日。
我已经快50岁了，我想把生活重心更多地往家人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