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1日,印尼,苏拉威西。视觉中国 资料图
即便如此,印尼公民也难在马“安居乐业”。据阿尔弗恩介绍,由于复杂的国籍、婚姻、法律规定,这些印尼人即使在马成家,来自印尼的家庭成员仍有可能被遣返回国,其中甚至包括孕妇。KBMB采访的一位工人称,他的母亲是马前总理马哈蒂尔执政时期(1981年至2003年)在马工作的印尼劳工;母亲被遣返回印尼的路上,怀着的正是他。后来,他又来到了东马谋生。
对马经济系统而言,维持低工资的市场生态需要的是足够数量的无证劳工,而非将外劳本地化,乃至给予他们任何意义上的马公民身份。上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大肆扶持马来裔中产阶级,开启大规模城镇化,出口业和种植园产业出现大量劳动力缺口,自此开启了引进外籍劳工的浪潮。然而,马来西亚外劳中介系统的不规范现象“臭名昭著”,无证外劳问题愈演愈烈。
“马来西亚本该像其他国家一样,靠吸引人才发展经济,但它已经被困在劳动密集型经济之中。”王卿荣分析说,马来西亚在种植园、低附加值制造业、酒店和旅游业等产业中需要大量的非熟练劳工。“马来西亚利用短期的工作许可制度来控制低技术移民。这些劳工是就业系统歧视、剥削和遭到滥用的排外政策的受害者。”
对马来西亚经济而言,保持足够多的无证外劳已成“惯性”:在外籍劳工未持有合法证件的情况下,业主反可节省成本,并避免劳工以合法身份提出医保、涨薪、拒绝过劳等诉求。
更尴尬的是,东马的外籍移民问题已沦为政客争斗的工具。“1992年大选期间,时任总理是马哈蒂尔,马来西亚社会关注沙巴州的‘假身份证’问题;2008年大选期间,‘非公民投票’问题又被摆上台面,失败的民主制度沦为统治当局操控的东西。”王卿荣说。
关注难民和移民工人议题的马自由撰稿人唐南发曾指出,上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南部内战造成大批难民涌入东马(编者注:菲南部有不少摩洛人穆斯林,而菲大部分人口为基督徒);沙巴州以及联邦政府对来自印尼、菲律宾的外籍居民涌入持有纵容乃至漠视的态度,上世纪80年代至2000年初的马哈蒂尔时代尤甚。在马来西亚政客看来,更多与穆斯林人口众多的马来半岛文化相近的穆斯林人群进入沙巴州,可以帮助他们制衡基督徒为主的卡达山人(东马原住民)票仓。
政客的操弄和管理不当造成了沙巴州严重的“无国籍人士”问题,民众也常常指控以巫统(注:马来西亚建国以来长期主导该国政局的政党)为核心的马来西亚当局利用这些“非公民”制造选票。2020年,马统计局资料显示,沙巴390万总人口中有将近110万人无国籍,占了大约28%,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一些居民因生活于内陆、父母贫困或缺乏资讯等因素而没有登记身份,沦为无国籍人士;除此之外,无国籍人士很多是本地人和外籍人士结婚所生。
直至今日,因工作、家庭等缘由的跨国迁徙仍时刻在婆罗洲(注:马来西亚对涵盖印尼、马来西亚、文莱三国领土的整个岛屿的称呼,印尼方面则称加里曼丹岛)上的印马边境上发生,无证劳工、无国籍人士仍是困扰沙巴州的敏感议题。沙巴州本地的反弹情绪促使联邦政府以“捍卫国家主权”为由转变姿态。本世纪初,马哈蒂尔曾在东马发起大规模遣返行动。据英国《卫报》2002年报道,当时,马方将数十万无证移民遣返至菲律宾和印尼。这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包括儿童在内的许多人在遣返路上死亡,引起了印尼和菲律宾方面的愤怒谴责。
王卿荣批评称,从中央到地方,马来西亚的各个政府部门在管理移民方面缺乏合作。马来西亚沙巴大学人文艺术与遗产学院高级研究员万·沙瓦鲁丁(Wan Shawaluddin Wan Hassan)也曾向《当今大马》指出,外来移民议题敏感而易触动沙巴人的神经,但“他们(无证移民与无国籍难民)也是人,(马来西亚)需要寻找解决方案”。
困在印马之间
今年6月,KBMB在马驻雅加达大使馆门前发起了抗议,参与者有20多人。抗议规模虽然不大,但KBMB撰写的报告成功引起了印尼社会和官方的关注:印尼媒体刊文称,“印尼社会对出国务工者应有感激之情”;印尼中央政府、驻马使领馆对报告的情况态度积极,邀请KBMB参与讨论应对方式和政策制定。
“我们希望马政府重视移民局虐待的现象,我们为包括非印尼人在内的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抗议。”阿尔弗恩回忆抗议现场时说。
当地时间2013年11月17日,马来西亚婆罗洲砂拉越,被大雾笼罩的山头。视觉中国 资料图
在本尼·哈姆达尼看来,遭马方扣押和遣返的印尼工人所面临的虐待问题的确存在,印尼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来提升有关意识,或是施压马方寻求共同解决的方案。今年4月,两国签署印尼家庭女佣聘雇及保护谅解备忘录(PDI),这看似是两国寻求共同解决方案的一种尝试。
然而,今年7月,印尼方面称,马方绕过备忘录规定的唯一渠道招聘印尼家庭女佣,显示出马不重视该谅解备忘录;印尼为此更做出禁止包括棕榈种植业劳工在内的印尼劳工输出到马的决定。直到8月1日,经双方政府磋商后,两国关系得到修复,印尼针对马方的劳工输出禁令才得以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