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3年11月17日，马来西亚婆罗洲砂拉越，村民走在泥泞的道路上。视觉中国 资料图
“印尼之声”报道指出，马方之所以如此傲慢，是因为对印尼工人而言，马仍是最受欢迎的工作目的地。尽管印尼总统佐科夸耀印尼工人对马做出的贡献，以及印尼工人可以从印马两国所获得的保护，但印尼工人在马所实际受到的法律保护非常薄弱。
印尼艾尔朗加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教授巴贡·苏延托（Bagong Suyanto）指出，虽然出国打工很危险，但是对许多印尼农村居民来说这仍是最优选择：本国工作机会越来越稀缺，现有工作前途渺茫，出国工作成了诱人的提议。
迫于经济压力，印尼劳工甚至会冒险在不合法且未获得正式出国工作许可的情况下就出国工作。他们不希望政府干涉求职行为，也缺乏处理完所有合法文件所需要的资金，因此在异国遭遇不公时往往选择忍气吞声。“这些劳工可以在种植园内工作、生活乃至于死亡，但就是不可以去沾染马来西亚的城市空间。”阿尔弗恩说。
本尼·哈姆达尼坦言，保护在海外的印尼劳工的工作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尽管印尼国会向该机构提供了预算，总统佐科也高调表示支持维权工作，但预算始终有限，该机构更多地是在承担帮助受困印尼工人的工作，而非从根本上预防这类悲剧的发生。理论上“移民工人保护机构”针对的是在马登记在册的78万名印尼劳工，但实际上的劳工数字可能超过200万人。
据阿尔弗恩介绍，马方完成遣返前的程序后，印尼方面开始接收程序，这方面的负责机构正是印尼“移民工人保护机构”，该机构负责为入境印尼的被遣返者提供落脚场所。“然而，由于经费缺乏，（印尼）移民工人保护机构不得不要求马来西亚方面减缓遣返的强度，这导致本该保护本国工人的机构延长了被遣返者的等待时间。”
本尼·哈姆达尼对印尼时政杂志《时代》说，将无证劳工由印尼输出至国外一定是系统性和有组织的活动，跨境犯罪的发生不可能靠一些特定的团伙就能完成。“（有关活动）从进村招工，协调众多中介，掳走每个村民，以高薪工作利诱，支付有关费用，迅速将工人派遣……所有犯罪团伙付出的成本最终都成为了工人所承担的债务。最后，工友们沦为债务陷阱的人质，献出自己每月薪水来偿还债务。这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当地时间2017年1月23日，马来西亚丰盛港，救援人员开展营救工作。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21年12月15日，20多名印尼籍工人在马柔佛州海岸遭遇海难身亡。这20多位死难者与其数以百万计的印尼同胞一样，试图以偷渡的方式进入马来西亚，以获得报酬更高的工作机会。本尼·哈姆达尼为此事派出了调查工作组，发现印尼军方和警方竟有人牵涉其中。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存在着一条根深蒂固的无证劳工输送链条，难以拔除。另据印尼时代新闻网（Tempo）9月27日报道，9月26日，印尼廖内警方宣布，他们成功解救了7名即将以无证劳工身份被非法送往马来西亚的印尼劳工，一名负责介绍印尼劳工前往马来西亚的中介因涉嫌贩卖人口被捕。廖内警方还表示，马来西亚方面的一名商人向劳务中介提供了资金，让他在印尼招募非法劳工。
新冠疫情暴发后，马以搜捕无证劳工为名发起了多次突袭行动。比如2021年8月，马移民局在沙巴州展开了一次搜捕行动，有155名劳工及其家属被捕，其中妇女67人，儿童39人。
“搜捕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在种植园和周边城市之间的道路上，在周边的中大型城市。”阿尔弗恩说，“若种植园老板没有给够‘咖啡钱’（注：‘贿赂’在马民间的代称），移民局还可能直接对种植园发起突袭。”
在许多马来西亚分析人士看来，该国对外籍劳工开展的搜捕行动背后往往是政治考量：在大选期间，政客需要摆出重视移民议题、保护国境的态度，呼应民族主义者的论调；州政府等地方当局要向马联邦政府和人民证明自己在行动，维系和行使作为政府的象征性权力；逮捕、扣押是对外劳的管控和威慑。
唐南发曾评论称，在马的外籍劳工终日活在执法单位滥权的阴影之中，即使有证，一样面对被冤枉的风险。据马媒《星报》报道，沙巴斗湖一名印尼籍的伐木业工人萨布里·欧麦尔（Sabri Umar）今年4月遭错判为无证移民而被囚禁和鞭笞。萨布里于今年7月才被马法院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即使是印尼劳工要求登记，获得合法的工作身份，雇佣他们的马企也可能会拒绝。此外，疫情因素让许多持有合法工作证件的印尼劳工也沦为无证劳工。疫情期间，管理移民的马政府办公室暂时关闭，这些劳工的工作许可证无法得到续签，又遇上政府以防疫为名展开的搜捕行动，处境极为尴尬。
“本身种植园和扣留营的生活环境就很差了，疫情管控期间，情况只会更糟糕。”阿尔弗恩说，“就算手握护照和签证，所有程序都已完成，且东盟国家之间有签证上的便利，印尼劳工也难于摆脱被逮捕、扣留和遣返的危险。”
实际上，马政府官员一贯对外来劳工的福祉严重缺乏关注，少有人会对印尼劳工的频繁死亡展开调查或负责。马来西亚的扣留营生态也算得上“世所罕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亚太地区高级顾问奥贝罗伊表示，一般国家的政府会将某些人无合法签证入境定为“行政犯罪”，以罚款、驱逐出境了结。“若严格定罪，就要对这些人处以刑事处罚。”而这正是马来西亚对待无证入境者的手段。
奥贝罗伊补充解释说，在同样对无证入境者定罪的泰国，仍有一种保护妇女儿童的“扣留替代方案”（alternatives to detension program），以保证弱势群体不会被捕。与泰国不同，马来西亚扣留营中的妇女儿童处境令人担忧。“我们掌握的最新数据显示，在马来西亚所有的扣留营中，大约有800名儿童。”奥贝罗伊说。
人权高专办对此感到担忧：如果马来西亚要将包括200万至400万无证移民和15万难民在内的所有无证入境人员全部扣留，其现有的扣留营设施将难以应对如此庞大的人口。“新冠疫情期间，本就恶劣拥挤的环境，加上营养不良的状况，以及儿童、孕妇、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存在，都会让新冠病毒的传播变得非常之快，导致这些扣留营的感染人数急剧上升。”
2020年，马来西亚政府与联合国达成一致：孩童永远不应该被扣留。“马方同意开启试点项目，将孩童从可被扣留者中移除。”奥贝罗伊说，尽管老人等弱势人群仍在扣留范围内，但她认为这仍算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权管理自己的移民政策，这属于国家主权。然而，若该国的管理方式引发了大量人权方面的顾虑，这对该国政府无益，对外籍劳工更无益。”
奥贝罗伊强调，马来西亚政府应该允许独立的人权监督员进入扣留营。“2019年以来，联合国监督员不再被允许进入马来西亚扣留营。”
“即使马来西亚政府认为这些入境者不应该待在他们的国家，也不应该采取目前的做法。让当地警方有权决定入境外劳是否要在扣留营中待上十年。这会导致腐败滋生，对社会总体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奥贝罗伊说。
奥贝罗伊呼吁，派出和接收劳工的两个国家应签署协议，并在其中列入人权保障措施的内容。“其中一条应是：劳工不会因为迁徙这一行为而被无限期扣留并遭遇虐待。各方可以基于法律与派出国、接收国间联合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派出国可以同意接受劳工回国，他们都应该获得人权保障。”
（实习生陆雯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