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自然变迁、农耕生产和多次征战的影响，现在的润河及其支流小润河，与阜阳先秦时期的润水相比，在形态、体量上有很大不同。《水经注·淮水》记载的润水，是一条河面宽、河床深、水流平缓的大体量河流。作为商周时期沟通淮、汝漕运的便捷通道，润水在中原王朝与淮夷族群的战争、交往及“南铜北运”活动中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史家称之“润水金道”或“鲖水金道”。本报约请阜阳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就此撰文，谈谈先秦以来润河与汝水河道的变迁及其历史影响，从中透视商周中央政权对南铜北运通道的维护，以及对淮河流域方国征战的往事。
目前，阜阳境内发现的重要商周遗存，集中分布于润河及支流小润河沿岸。这些重要的发现有：1944年，阜南县朱寨常白庄润河湾出土商代铜方鼎1件、铜鬲12件；1957年，阜南县朱寨常白庄润河湾出土商代铜器尊2件、斝2件、觚2件、爵2件；1972年，颍上县赵集王拐村出土商代铜器爵3件、觚1件、车马器4件；1972年，颍上县王岗出土商周铜器爵2件、觯1件、矛1件、刀1件、凿1件、斧1件，其中，铜爵有“酉”“月己”族徽铭文；1980年，颍上县王岗郑小庄发现商代铜兵器6件、铅甗2件、铅卣2件、铅鼎2件、铅簋2件、铅爵2件、铅车马器一组；1982年，颍上县王岗区郑家湾出土一批商代铜器鼎1件、爵2件、卣1件、尊1件、戈1件、镞1件、勺1件、弓形器1件；1983年，颍上县半岗区王拐村发现商代铜器爵1件、觚1件，其中，铜爵有“￡祖癸”铭文；1995年，颍上县王岗镇王岗出土西周铜甗1件、簋1件、鼎1件；临泉县张营老邵庄墓地发现商代铜器觚1件、戈1件、爵1件、玉璜及玉组佩一组，其中，铜爵有“兵父辛”铭文。
除上述遗物外，阜阳润河及支流小润河沿岸发现的重要遗址有：临泉县境内的杨楼遗址、谷桥口遗址、一里王遗址、岗上遗址、西桥口遗址、冢子湾遗址、马寨遗址、吴营遗址；颍上县境内的铜台子遗址、灵台遗址；阜南县境内的朱大湾遗址、迎水寺遗址、东岳庙遗址、贺胜台遗址等。这些遗存的年代均在商周时期，其中商晚期遗存较多，少量为商代中期，几乎看不到早商时期的遗存。
上述遗迹、遗物，映证了商周时期中原王朝势力入侵、盘踞今阜阳境内的史实。这些遗物与当时土著淮夷族群先民使用的器物，特征明显不同，部分精美青铜器规格级别高，只有当时王室贵族身份的人才能享用。阜阳境内商周遗存分布的另一个特点是，空间布局上具有不均衡性。这些遗迹遗物沿润河、小润河两侧的狭长地带密集分布，并在阜南台家寺、颍上王岗与铜台子形成三处规模大、级别高的中心聚落。这一分布规律反映了商周王朝势力拱卫、经略“润水廊道”的意图，表明当时便捷沟通汝水、淮水的润河廊道，对商周王朝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如果把阜阳境内的商周润水廊道，置放于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观察，则可更为明晰地解读其军事地理、经济交通意义：循古润水廊道（鲖水-葛陂水）西行，是河南上蔡县境内位于这一西北延伸廊道沿岸的商代田庄大墓，其中发掘的三号墓出土有方鼎、甗、簋、觚、尊、卣、觯、爵等高等级铜器。显然，上蔡田庄也是商王朝经略润水西北延展廊道的一个重要据点；自润水廊道终端渡淮南下，即可沿今寿县-六安-巢湖陆路通道进入铜陵、南陵地区。这一江淮之间的陆路通道，恰是商周时期江淮方向“南铜北运”交通线的南段。因此，阜阳境内的润水廊道，上承“南铜北运”交通线江淮段的北端，下启淮河中游通往中原王都的“南铜北运”交通线的南端，是商周王朝“南铜北运”交通线中的关键一段，地理位置攸关重要。
繁阳城，是周代位于南铜北运交通线上的一处大型铜料集散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量铜料，通过“江淮金道”“淮汉金道”，从两个方向源源不断转运到中原腹地。先秦时期交通运输能力低下，押运大批贵重铜料，水陆兼程走完数千里漫长“金道”运输线，要耗时数月之久，运输团队途中要补充大量的消耗物资。为提高运输功效，客观上需要在交通线上设中转站，采取分段运输、接力运输的方式转输铜料。位处“江淮金道”“淮汉金道”交汇点、又居长途“金道”之中的繁阳城，是设置铜料中转站的理想选地，由此承负大型铜料储备、集散功能的繁阳城应运而生。
繁阳城的位置，在今临泉县关帝庙毛明村、原鲖城园艺场内（一说在新蔡北韩集）。西周以前此地是否有繁阳城？尚不确知。周代的繁阳位处金道要冲，成为大型铜料集散地后声名鹊起，则是可以确证的。目前发现的春秋晋姜鼎、曾伯盙、戎生编钟等铜器铭文中，有“繁阳之金”“征繁阳榷，取厥吉金”“克逖淮夷，印燮繁阳，金道锡行”铭辞，表明直到春秋之际，繁阳城仍是控扼南北“金道”的大型铜料集散地。繁阳既是周王朝构筑的一处储备、交易、中转铜料的大城，为确保铜料仓储、交易、转运安全，周人必然要在此屯重兵固防，因而繁阳城还应是西周“金道”上一处著名军事重镇。春秋时期，楚国据有繁阳城，曾长期屯驻“繁阳之师”于此。从出土鄂君启节铭文看，战国之际的繁阳城，仍是楚国境内交通线上的一处著名城邑。
周代繁阳城的铜料储备、中转与市场交易规模究竟有多大？从晋姜鼎、戎生编钟铭文记载的春秋早期诸侯国铜盐贸易事件可作蠡测。春秋晋姜鼎出土于陕西韩城，铭文记载了晋昭侯六年（前740年）晋国车队远赴繁阳进行盐铜贸易活动的史实。鼎铭：“……晋姜曰：……嘉遣我，赐卤积千辆，勿废文侯显显令，俾贯通弘，征繁阳榷，取厥吉金，用作宝尊鼎……”。大意是说，晋姜夫人率领晋国满载食盐、粮食等物资的一千辆庞大车队，长途跋涉赴繁阳城贸易，去换取那里的珍贵吉金（铜料）。晋姜夫人贵为国母，自然不会亲自参与以食盐、粮食换取铜料的贸易活动，她只是此次贸易活动的监管者。戎生编钟铭文记载的晋国车队远赴铜都繁阳以食盐换取铜料的贸易活动，与晋姜鼎铭文类同。春秋早期的繁阳城，能够容纳如此庞大的车队活动、能够进行诸侯国间如此庞大规模的铜料贸易，可见该城规模宏大、铜料的仓储、贸易、集散能力惊人，远非周王都以外的其他城邑所能比，谓之军事重镇、金道枢辖、先秦铜都名副其实，直到战国晚期，“繁阳之金”仍以诸金之美称著天下。
在润河流域分布的众多商周遗存中，阜南台家寺遗址、颍上王岗遗址、颍上铜台子遗址的空间布局与文化面貌尤其值得关注。三个高等级聚落，是商周王朝势力盘踞本区的三处重要军事据点，其空间位置的选定，均与中原王朝实施对润水廊道的经营、管控活动密切相关。
台家寺遗址——
商代淮河流域高等级聚落
台家寺遗址位于今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白庄南，原为一处毗邻润河湾的高台地，因近代台地上建有寺庙得名。早年，台家寺遗址附近的润河故道曾出土过两批高等级商代青铜器，器型有尊、爵、斝、觚、鼎、鬲等。两批青铜器出土地点毗连，推测可能出于同一座商代中晚期高等级大墓。因历史上润河河床不断摆动，墓葬被河水侵蚀、冲刷暴露出来。为弄清楚大墓及其附近台家寺遗址的文化面貌与性质，2014年至2016年，安徽省考古所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台家寺遗址及其周围墓葬进行发掘，揭露出台基、房址、灰坑、铸铜作坊、围沟等众多遗迹，出土了陶器、陶范、卜甲、骨角蚌器、玉器、铜器等文物。台家寺遗址北部揭露的大型台基及大型房基，规模等级仅次于四川三星堆、湖北盘龙城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表明台家寺遗址是商代淮河流域已知的最高等级聚落。这些高等级单体宫殿式建筑，与其附近商代大墓出土的高级别精美青铜器互证，反映了盘踞台家寺遗址的商王朝势力控制淮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地位。遗址发现的铜器、铸铜作坊、铸铜陶范等，表明台家寺遗址是商代淮河流域重要的青铜文明中心之一。
王岗遗址——
台家寺废弃东迁后军事重镇
王岗遗址位于颍上县王岗镇王岗村，是一处北临颍水的巨型高台地。遗址及其附近郑家湾、郑小庄等地，曾出土过几批重要的商周青铜器，显示出此地与商周文化不同寻常的关联。与王岗遗址毗邻、位于颍水湾的郑家湾，有一处名曰“郑城”的古城址，映射了王岗郑家湾古城遗址——汉代“郑城故城”的更早史影，即早在西周时期，中原王朝势力就曾在这里筑城盘踞。从郑家湾出土的几批商代青铜器看，北地有着更为古老的历史，它应系商王朝势力废弃台家寺高等级聚落之后，东迁今颍上境内所建立的另一处控制南铜北运通道的高等级聚落——抑或谓之军事重镇。商王朝势力沿润水、淮水不断东迁并最终在王岗-郑家湾一带筑城盘踞，或缘于诸多背景，但要因应与颍上王岗独特的军事战略位置有关。这个颍水入淮处——被历代史家称作“颍尾”的地方，是商周南铜北运交通线“江淮段”与淮北“淮汝段”的关键连接点，是商周“铜道”由陆路渡淮转水运线的接迹要冲，也是大批铜料长途转运最容易出安全事故的地方。商王朝将控制淮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心据点由台家寺东移至“颍尾”、并在王岗一带置军事重镇以控“铜道”咽喉，是当时确保南铜北运交通线安全畅通的明智选择。西周以后，“颍尾”仍是方国交往、诸族汇聚、夷夏杂处、水陆辐辏之地，掌控其地具有重要的政治地缘与军事地理意义。春秋中晚期吴、楚交互攻伐的战争背景下，楚灵王进驻“颍尾”之举，显然不会仅仅是为了狩猎休闲，当时的慎与州来，一直夹处“吴头楚尾”水陆攻战的漩涡中不得脱。
铜台子遗址——
西周控制润水廊道中心聚落
铜台子遗址，位于颍上县红星镇陈店子庄西南、小润河南岸，是一处毗邻小润河的大体量高台地，现存文化堆积达2.5米以上。遗址未经发掘，调查采集的标本有铜器、陶器、石器、骨角器等。遗址出土遗物中，铜器种类丰富、数量众多，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历次文物调查中，还采集到冶炼铜器残存的青铜废渣。因经常出土青铜残件，遗址被周围群众形象地称为“铜台子”。遗址出土铜器的年代，以西周遗存为主，另有少量的早期遗物，文化面貌较单纯。据铜台子遗址的体量、出土遗物、文化年代与性质，可初步认为是西周时期中原王朝控制润水廊道的一个中心聚落。
上述台家寺、王岗、铜台子三处遗址，存续年代前承后续，在中原王朝管控、经略润水廊道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颍上境内的王岗-郑家湾遗址，实则已具备了“周城”或更早的“商城”性质，这在淮河流域商周筑城史研究中，无疑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先秦时期，铜料属稀缺珍贵金属资源，卜辞、金文中称作“金”“吉金”。中原王朝开辟、经营的“铜道”交通线，金文中称作“金道”。商周之际，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技术迅速发展、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作为王权与地位的象征，商、周王朝统治者均高度重视青铜铸造业发展，王室与诸侯国均设置有规模庞大、分工精细、铸造与监管、勘验程序完备的青铜作坊系统。国家的战争、礼乐与祭祀，王公贵族、臣僚百官礼天、祀神、祭祖、礼乐、宴享等活动，无不与青铜器的铸造与使用密切关联。大规模的青铜铸器，需要源源不断补充铜料资源与之相适应。中原地区产铜量，无法满足商周王朝青铜铸造业发展的基本需求。通过战争手段掠夺铜矿资源，便成了中原王朝弥补铸器铜料不足的重要手段。
保护南铜北运 商周连年征淮夷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著名的富集铜矿分布区。本区铜矿分布面积大、含铜量高、铜质优、有较成熟的开矿与冶炼技术，如皖南铜陵、南陵，江西瑞昌，湖北大冶铜绿山、阳新港下等，都是著名的产铜区。为掠夺上述铜矿资源，中原王朝势力不断南下发起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方国族群的战争，而商周王朝劳师远征，必经淮河流域。商周王朝在武力镇服淮域土著方国族群、建立起漫长的南铜北运交通线后，才能确保南方铜料源源不断安全运抵中原腹地。阜阳所在的商代淮河流域，分布着众多相对独立、又彼此关系密切的土著方国族群，它们远离中原腹地，本不属于中原王朝的附属国，商王朝称之“夷人”“夷方”、周王朝称之“淮夷”“东淮夷”“南淮夷”。其中，阜阳境内商晚期大约活跃着“酉方”“归方”“永（羕）族”“月己族”等方国部族。西周时期，阜阳境内“归族”立有胡国，“永（羕）族”立有养国，“酉族”“月己族”先民或灭或迁不知所终。商周王朝经今阜阳开辟南铜北运交通线，首先要武力臣服“金道”沿岸的土著方国族群，还要在“金道”沿岸设置据点长期镇守，以确保交通线安全畅通。润河流域集中分布着众多商周遗址，是上述背景下中原统治者入侵淮域、经营“润水金道”的物证。
运铜路线有三条，沿途设置军事据点
商早中期定都郑亳，位在今郑州商城一带。据研究，商王朝南下长江中下游地区掠取、运输铜料的路线主要有三条：通往淮水、汉水流域方向的西线是主线，经今临泉-新蔡-麻城-黄陂等地抵达产铜区，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其中心控制区，这条线称作“淮汉金道”；通往淮水、江淮、皖南方向的中线是辅线，经今临泉-阜南-颍上-寿县-舒城-庐江-巢湖等地抵达产铜区，早期阜南台家寺遗址是其中心控制区、晚期颍上王岗是其中心控制区，这条线称作“江淮金道”；此外还有一条辅线经泗水流域渡淮南下，称作东线。就“江淮金道”看，大量的皖南铜料，经今铜陵-巢湖-庐江-舒城-六安-寿县-颍上-阜南-临泉-上蔡-郾城北上郑州王都。这一金道的北段经商王朝东南畿辅之地，运输相对安全。而途经淮河中游、江淮之间的中段线，是淮域“夷方”控制、活动的核心腹地，是商王朝铜料运输最不安全的区域。若淮域方国族群重新控制了本属于他们的疆土，就阻断了商王朝中线“金道”，此系商人最担心的事情。因此，约略从武丁朝开始，商王就不断发起征伐淮域“夷方”的战争，同时沿“江淮金道”两侧增设军事据点，强化拱卫、固防“金道”的能力。商王朝将控制淮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心据点设置在今阜南台家寺、颍上王岗，体现了“润水金道”在“江淮金道”漫长铜运输线中的枢辖、要冲地位。
周伐淮夷 拱卫润水金道
周王朝与淮夷族群的战争更加频繁，成王、昭王、穆王、厉王、宣王时期均发生过征伐淮夷事件。周伐淮夷，要因之一即为掠夺南方铜料等珍贵资源。周代青铜造器承殷商余绪持续发展，缘于中原产铜量难以满足大规模造器基本需求，西周统治集团延续了商人南下掠夺长江中下游铜矿资源的扩张政策。西周王都定于洛邑，较之商都位置偏西，其东出、南下长江中下游产铜区的“金道”运输线，虽亦分淮汉方向、江淮方向两路，但沿汝颍水系西北转运、再穿轘辕古道西进的路况更加复杂、路途更加遥远艰辛。考虑到长途陆路运输消耗巨大，周王朝更加理性，最大限度利用了节省成本的漕运方式转运，并将商代“江淮金道”由辅线上升为运输主干线。随着“江淮金道”转运量的提升，“润水金道”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在已发现的西周穆王时期伯、禹诸器铭文中，多次记载了阜阳境内胡国与周王朝军队的战争与交往。在西周早期卜辞中，也提到了周王朝征伐胡国的史实。胡国与西周王朝的战争与交往，均发生在周与淮夷族群的战争背景下。周王朝军队自洛邑东出进入东南淮河中游地区，行走的是“江淮金道”向西北延展的汝颍廊道，这段漕运线亦可称作“汝颍金道”。润水金道，位于汝颍金道东南端，是“汝颍段”“江淮段”之间的金道连接线、转漕线，也是周王朝势力侵入淮夷腹地的前哨阵地，故为周王朝重点经略。位于润水河畔的颍上铜台子遗址，系西周王朝势力盘踞、经营的一处高等级聚落，周人以此作区域中心据点，显然与拱卫、固防润水金道有关。
作者：阜阳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