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成为华夏中古时代的分水岭，胡人内侵的残酷构成了后世华夷大防论据的原材料，今人多以制度视角哀怨晋武帝大树封国以致旷世奇祸，导致周初普遍实施、载之经典的封建屏藩原理，在今人的郡县制史观中，其价值跌落谷底，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注：宗藩亦作“宗蕃”。指受天子分封的宗室诸侯。因其拱卫王室，犹如藩篱，故称。）
名臣魏征以此警诫唐太宗，史家司马光为汉和帝叹息，但都止于人事布局与控驭胡人的角度立论，强调不宜急速引入大量胡人部落，未涉及晋初的封国驻防格局。
相反，时人似乎并不以晋武帝之策为祸乱根源，刘裕告诫子孙重镇地区必须由宗室轮守，宋文帝禀承遗旨轮换宗王镇守荆江扬诸州；萧道成以宋室诸王相争为由，以兄弟和睦必能长守帝位之辞留给新君。
这与晋武帝之策没有实质性差别，而东晋强藩违命更加深了刘裕追随司马炎的决心。
▲司马炎（236年－290年5月16日），晋朝开国皇帝（265年－290年在位）。建国后，他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 并颁行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太康年间，西晋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但灭吴后，司马炎逐渐怠惰政事，奢侈腐化。
历史似乎给后人开了玩笑，今人执之甚坚的观点，并非当时人考虑军政策略的核心教训，其中的隐情是封建原理在历史演变中，由于不同时段的功效被错误解读后，所产生的理论再次作用于现实政策的结果。
封建制自从秦代以来，其危害性经李斯、贾谊、晁错的极力发挥而为人熟知，但其有效性却通过某些关键历史事件隐秘地传承下来，在晋初的关键时刻成为政策的理论基础，而这个过程中各种对史实的理解交织在一起成就了晋初封建制的悲剧。
汉高祖凭韩彭之力击灭项楚，在短暂的不得已分封诸王后，迅速以同姓宗王将其取代，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惠吕之际。
吕后施展谋略翦除刘姓诸王，差点成就了吕氏封王的长久之计，但随着功臣的集体反叛而功亏一篑，周勃入北军而士卒皆左袒的原因，代国中尉宋昌说得更直白，“宗王盘据、犬牙相错，天下服其强”，而功臣夷灭吕氏后不得已奉刘恒为帝的事实，加深了后人对封建屏藩的印象。
但这一切在贾谊大陈封国之害后，汉廷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历史并没有依据宋昌所说的有效性而给封国诸王更多自由，反而在景武两朝加速了对诸王的钳制，衣租食税成为了西汉中后期诸王的标准状态，此后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在新朝代汉的惨败后，宗藩的屏障功能曾一度被桓谭提及，但未成气侯，进入东汉则再度沉沦。
▲东汉末年是指从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184年－220年）指东汉末年亡国前夕，直至曹丕篡汉或三国鼎立（东吴孙权于229年称帝）结束，持续36年（或以东吴建国计，为45年），这段时间内军阀割据，彼此混战。
汉初宗藩的作用真如宋昌所说的那样吗？这就要提到吕后了。
齐王与灌婴的妥协成为压跨吕氏的稻草，但这里的问题是为何只有齐王举兵。从文帝即位后的形势看，有威胁的只有吴王与淮南王，楚王潜心学问，齐王不久死去，威胁都不大，淮南王由吕后抚养，与吕氏关系不错，其它诸王呢？被吕后*了！
三赵王与燕王都死在吕后的阴谋下，其领地被吕氏诸王占据，吴王没被波及可能原因是他并非刘邦直系子孙。
当吕后死时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代王谦逊避祸，与吴楚二王坐观成败，强悍者只有齐王及其两位弟弟，也就是说无论是功臣夷灭诸吕奉新君即位，还是齐王兵入长安荣登至尊，都不太可能造成诸王混战的局面，结局都是朝廷威权一统。
宋昌所说的优势，恰恰没能发挥出威力，才保证了惠文之际没有重大战乱，相反若按照贾谊给文帝设计的诸王健在的剧本去演，西晋八王之祸就要提前四百多年上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