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的“铁饭碗”，并不意味着人生的铁饭碗。
走上考公路，每个人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决定成为公务员，往往以寻求“稳定”为故事的开头。
进入体制内四年，芊芊的工作与生活如她当初预料的那样，没有波澜。她所在的财务科室，只在每月结算工资时忙碌，五点下班，平时都算清闲。每周一到周五，芊芊上午去科室报到，都不用卡点。
芊芊生活在南方一座四线小城，也是她从小生长的地方。大学毕业后，她在家乡、重庆、上海等地辗转，尝试过十多个工作，依旧感到漂泊。到了二十七岁，身边的同龄人，要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了小小成绩，要么结婚生子走上社会主流的人生轨道，芊芊有些焦灼。
2017年，在父母劝说下，她决定回家，参加公务员考试。在父母眼里，公务员依旧是一份“无论如何也不会饿死”的“铁饭碗”。
小栗毕业那年，按照计划通过孔子学院选拔，准备出国。从小生长在经商环境中，小栗的家庭里没有公务员，这一选项从不在她的考虑中。
恰好此时，父母身边一位朋友去世，身在美国的孩子没能及时赶回，父子错失了最后一面。这件事让小栗父母触动很大，“曾经羡慕别家孩子事业有成，突然发现现实也没那么好”，小栗爸妈对她说。去世前，这位伯伯常以孩子为傲，一家人的生活看似无忧，是朋友圈中让人羡慕的一家。
旁观了这场遭遇，一种对未知生活的美好滤镜被打碎了，父母希望小栗留在家乡或是国内，找一份稳定、离家近的工作。小栗报考了公务员，得知通过那天，小栗父亲喜极而泣，这是小栗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第二次是在她随后的婚礼上。“当时我才发现，父母老了”，小栗说。
2021年11月8日，兰州市城关区铁路西村街道和政西街社区的干部，迎接隔离结束的居民回家。（@视觉中国 图）
疫情发生后，这样的“稳定”显得更加诱人。陈星已经工作了两年，依靠单位补贴，他在上海核心商区以低于市场一千五的价格租了一个小套间。每年有十天休假，如果不休，可以按照工龄收到相应补贴。
疫情后，他的想法有了些许转变，“其实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陈星说，特别对一个刚入社会，没有任何资源与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基本的生存需要起码得到了保证。
因为“安稳”，公务员系统成为经济下行背景下，众多毕业生的选择。麦可思研究院《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国考”总报名人数突破200万，较2018年的增幅为28%，本科毕业生脱产备考公务员的比例较2017年翻了一番。
体制内的工作，薪酬体系公开透明，社会地位稳定，还有规范实行的带薪假期，与和谐的同事关系。但这毕竟是一个容纳了七百多万人口的系统，因为地区、职能、职务、职级的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尽相同。
这些人的人生故事，以“稳定”作为了开始。接下来呢，他们在体制内这个工作系统里，又会遭遇什么？
“三门干部”
《人民的名义》剧照
刘凡本科毕业于北京一所“双一流”高校，同学中有人出国深造，就业去向集中在企业。朋友圈中，他们出入高档写字楼，生活光鲜亮丽。工作四年，刘凡一直租住在一栋老小区内，和房东一家三口同住。当时房租每月1200元，不算贵，也花掉了试用期三分之一的工资。
在公务员系统中，像陈星和小栗这样的公务员，通常被称作“三门干部”，意思是走出家门、进了校门，最后坐在“衙门”。基层的“衙门”是多数“三门干部”的第一站。
刘凡最初所在“衙门”是北京的街道办，办公室就在社区旁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个大开间，四张办公桌，日常工作都在这里完成。虽然本职在司法领域，但基层的工作仍是琐碎的：马桶堵了要通，周末扫大街，冬天清晨铲雪。人手不够了，随时替补。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一般设有党政综合办、经发办、城建办、社会办、综治办等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工作十分琐碎和复杂，“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是对基层工作最普遍的形容。
对刚刚考入公务员系统的年轻人而言，大部分也会进入基层。此前，人社部曾披露，基层公务员数量占据总量的60%左右。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推进资源向乡镇（街道）倾斜。
入职不久，刘凡被安排在春节值晚班，街道的*和主任也在场。一个电话打来，居委会报告社区内出现一处火情。等对方讲完，刘凡应声一句“我知道了”，挂断了电话。坐在对面的*见状，开口说道，“遇到这样的情况，要详细询问情况，比如火势多大，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报火警，办公室才能根据情况行动”，刘凡边听边点头，如同学生时期听老师讲一道题，默默记下要点。
几分钟后，刘凡才意识到，眼前需要的是解决问题，他立即回拨了电话。他说，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手足无措，自己才慢慢脱离学生思维，学会如何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