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剧照
在体制内工作与企业有着明显不同。在企业，对员工的专业性要求更高；而在体制内，对能力的要求则更为复杂。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华长期在县域阶层调研，并写就《县乡中国》一书。在他看来，尤其是在基层，对年轻人的工作能力要求有业务能力、写材料能力、群众工作和群众动员能力、综合协调能力、政治领导能力、全局掌控能力等。
因此，乡镇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要更大，当然，也更具挑战性。陈露大学毕业便考上了公务员，第一个任务，陈露被分到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负责监督企业一线生产车间，排查安全隐患。当时，陈露和另一位刚毕业的同事都只有一份工伤保险傍身。
有一次，执行违建拆除，陈露五点起床。几天前，工作人员与房主和租户们谈妥了条件，就等待动工。这天天还没亮，推土机和施工人员已经就位。现场只剩一户人家，拉着卷闸门，室内的高低床上躺着一名男性。陈露和同事们走近，语气平常，催促他起床。突然，男子从枕头下抽出一把水果刀，试图威胁他们，刀停在距离陈露脖子不远的地方。“想不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陈露说。
当时，乡镇政府的人才交替正是青黄不接，陈露被安排到党委办公室，参与全镇的管理事宜。最忙时，防汛、安全生产、党建多个任务同时下达。陈露没时间回宿舍，她把床支在办公室，一睁眼便坐在办公桌前，工作到晚上十点。因为长期伏案工作，乡镇工作四年间，陈露体重涨了30斤，最初将她从党组织部接来的大姐，四年后再相见，没有认出她。
到基层的年轻人，频繁地更替，留下的很少。待的年月久了，彭以君工作的新鲜感也慢慢消散，变成日复一日的重复与应付。每年年底，基层政府要面临多个部门的考核检查。办公室有一堆供随时更换的门牌，墙上的规章制度一天换一茬。
这是很多年轻人考公之前不曾想过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基层公务员的资源倾斜，包括一直以来，也在强调培养年轻干部。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推荐和任用，“是党委*的第一责任和终身责任”，杨华介绍道。
但另一方面，在任何职场系统中，能够得到晋升都是相对的少数。要获得更进一步的机会，在公务员系统里，竞争压力也很大。
晋升之路
彭以君毕业后，在基层政府待了三年。到后来，感觉一切都已经很熟悉了，工作也开始松懈。
“工作干得差不多了，基层情况了解得也比较透了，”彭以君说，“以前有个词叫职业倦怠，基层工作也有。”
通常，一个基层乡镇政府有一百多人，除了部分劳务外包人员，其他的均为普通科员，而往上走的副科、正科职务岗位仅七八个，“要晋升如同跨越一个断崖”，彭以君说，很多人在基层干一辈子还是副科级。
对基层公务员而言，除了按部就班的升迁外，还有公开遴选。2015年之前，还可以通过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录用考试进入到中直机关工作。
彭以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终从基层来到了北京。
“你想走遴选这条路，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可能会不太高兴。”彭以君说，毕竟是要从原单位离开，单位领导难免会不想放人，尤其是遇到人才。这时候就要和领导好好沟通，免得最终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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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为了改变基层公务员晋升难的情况，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中共中央开始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根据新规，公务员即便没有获得职务提拔，个人仍可通过职级提拔，获得薪酬和待遇上的提升。“现在更像一个一个的台阶，可以逐级往上走。”彭以君说。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专项考核和定期考核等方式。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4个等次。在具体实施中，各系统情况不同。
陈星介绍说，一般来说，只要工作中不存在违规违纪的事，都能评为“称职”。在他工作的三年里，从没见过“称职”以下的评级。但“优秀”的名额有限，通常按照各单位人数进行比例分配。每一年，根据业绩进行调整，表现优异的单位会增加“优秀”的名额，予以奖励，反则进行缩减。
入职后，陈星被安排到办公室给领导写材料，他很不适应。领导总是不苟言笑，文件措辞使用不恰当，便对陈星一顿大骂。因为岗位特殊，陈星与单位签订的协议规定，五年内不能离岗，否则需支付违约金。那段时间，他心理压力很大，短短几个月，鬓角就冒出了几根白发。
“公文最不需要的就是标新立异”，陈星说，严谨放在第一位，且不能出现模棱两可的意思。为了达到要求，陈星时常陷入一种过度“咬文嚼字”的情况。比如“自己”与“自身”，几乎同义，他常常拿不定主意。只有在一份材料写完，被上级单位录用或是表扬时，他才能感受到工作的价值。
半年后，陈星工作逐渐上手，领导对他的态度逐渐缓和，不再像初识那样粗口大骂，陈星觉得，也许是“对他更信任了”。但这种两人间的熟稔，他难以描述，“介于上下级与父子关系之间吧”。
一般来说，公务员系统里，领导干部是否对下属关注或有意培养，也有迹可循。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华长期与县域政府打交道后，总结出了四个层面：一是要看领导会不会找你个别谈心或者指导。他就曾遇到一位基层领导，经常手把手指导一个下属写材料，因为他认为“会写材料是晋升的捷径”。
此外，领导干部也会经常把一些难以分下去、重要的或者保密性质较强的事情，交给培养对象去做；也会通过集体座谈，对培养中的年轻公务员进行动员、打气；还会把一些年轻人安排到关键岗位或者复杂的事务中去锻炼。
在杨华看来，虽然基层公务员在培养、升迁中，“背景”“关系”的因素仍然不可避免，但整体而言，已经逐渐形成了“以能力和态度为唯一导向的原则，形成了‘努力就会有机会’的新认识”。
只不过，体制内的系统，要更复杂，考验、限制也更多。能经受住考验，也就能等来机会。“但这也是个很慢的过程”，许桦说。经受不住，可能会在众多琐碎工作和压力下，逐渐磨去了积极性，开始躺平。
人生没有铁饭碗
至今，许桦已经在北京基层待了十年，慢慢体会到维持“稳定”生活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宣传口工作的时候，许桦曾提议开通一个微博账号，与群众有更直接的交流。提出这一想法时，领导没等她说完，便直接否决，“去年做什么工作，今年接着做，不要搞出太多的事情”，领导说，多做事就是给自己找事儿。
被借调至其他单位时，许桦参与推进一个新项目。疫情期间，线下宣传难以进行，同事提议来一场线上直播。起初设想，大家在直播间与网友聊天互动，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一方案并不现实。聊的内容一字一句都要经过审核，许桦说，“犯错成本很高”。最终，活动以录播的形式在直播平台上播出，和以前录播一样，效果平平。“把交到手里的活干完就行”，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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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寻求的稳定，或许到以后会成为一道坎。许桦参加了多次遴选考试，都落选了。身边的同事都比许桦大，承受着“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担，日子过得紧巴。有人想离开体制，向外寻求更好的机会，但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中，也逐渐失去了竞争力。身在其中，许桦仿佛可以预见到自己未来三十年的生活境况。虽然想试着“躺平”，许桦还是有些忧虑，也不那么甘心。
这几年，陈星单位招进的应届毕业生学历逐年走高，国内顶级高校的硕士和博士不在少数。“有些老同事会觉得大材小用，其实是大家开始来体制内卷了。”他说。
这意味着，公务员系统内的职业竞争、晋升竞争变得更大了。对各级政府而言，有竞争是好事，意味着可以选拔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但对个体来说，则意味着原本就比较难的升迁通道，变得更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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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铁饭碗”，并不意味着人生的铁饭碗，刘凡的同事中，名校毕业、起点高的人不在少数，但有人很快选择了躺平。“躺平后，失去的是锻炼自己的机会”，刘凡说，离开了个人，系统和体制照样运转。
刘凡是那个没有选择躺平的人。与他相似的，还有彭以君和陈露。几年基层工作后，他们都通过遴选等方式，到了中央机关单位。
为了上下班便利，陈露在北京二环内租了个单间，花去工资的三分之二。现在的工作不再像基层那样繁忙，陈露觉得也失去了一些挑战性，“这并不是门槛很高的工作，大部分的工作内容，都能在党规党纪中找到依据。”她说。
有次工作上遇到突发紧急任务，周围同事都手忙脚乱，她依旧镇定自若，手上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同事问她，心态怎能如此之稳，她才想起几年前在基层，执行违建拆除时，伸到她面前的那把刀。
工作七八年，彭以君的工资每月还未过万，一家三口住在北京南城的一户老房里，阳台裸露着最原始的红砖。有次疫情爆发，在家办公，开视频会议时，同事们好奇地问道，“你住的是毛坯房吗？”他笑了笑，没有回答。彭以君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家里两位姐姐承担了大部分赡养老人的义务。
考公务员，是一个好的选择吗？关键看你要的是什么，以及是否想清楚了自己的选择。有很多人，被家人劝告，被社会观念裹挟，走上了这条路。在此之前，他们对这个系统一无所知。直到进入其中，才感到迷茫，不知所措，后来，在重压以及琐碎的工作中，逐渐躺平。
但也有一些人，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得相对明确，或者，总是在积极地寻找机会，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选择。
刘凡离开基层时，领导也不想放他走。他还记得，当时街道的*说，如果他愿意留下来，自己会重点培养他，逐渐提拔为团委*。刘凡一度很心动，但考虑之后，还是没有留下来。“万一中途*被调走，这些承诺大概率会落空。”刘凡说，工作和人生一样，要学会多条腿走路，然后等待机会，抓住它。（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所涉公务员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