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农村的纺织业“盛行于中南乡地方，但不过为农家的一种副业，很少专门经营的。其中又分纱帕业、织布业、制丝业、纺线业几种”。官渡一带“织纱帕的人家很多。这种工业，历来相传，民间自由纺织，没有工厂的设立，品质之佳，可与北平（北京）出产媲美”。后因“女子装饰渐渐改良，这种业务，也渐有退化的趋势”。滇池北岸“乡镇妇女，除了耕耘外，织布的最多，每年出品的数量也不少”，在官渡、小板桥形成了两个土布交易市场。“从前织布所用的棉纱，是由本地人用手工纺的，品质粗劣，不甚适用。自洋纱输入，纺纱工业就无形消灭，概用洋纱织成土布”，多半“仍是农家副业，现在还用土法” （见民国《昆明县乡土教材》等）。
此外，还有城西明朗、立章、白村的轧毡业，村民善于制作毡帽、毡子，“质虽耐久，但因式样古拙，行销不广”。城南的饵块营、城西的大鱼镇、张家乡村民又善于织席，产品有滑席、草席等，“可供全县之需”。此外，城南莲德镇清棚村的竹工，城北厂口的造纸，都有一定的特色（见民国《昆明县乡土教材》等）。
农村：“烟”“赌”危害大 男领孩子女下田
早年昆明农村社会问题也不少。有老人回忆：“旧社会的劳力，以男子为主，女子为辅，而昆明县则不尽然。因劳力有余而进城市，男子亦进城从事工商，或投靠衙门当书吏差役，获利皆丰厚于务农。除局部犁田翻地、车水赶车的必要男子劳动外，其余田间活计，家里劳作，多属女子。副业如卖菜蔬、瓜果、鸡鱼，亦多女子兼营。稍有余暇，不分城乡，出卖零工。一些男子，宁在家领小孩，间或而蹲茶馆，间或而困烟馆，间或而聚赌博、交匪人。女子一日劳动之所得，不够男子一日之吹；一年之积蓄，不够一夜之赌，流于破家荡产，作奸犯科，酿成农村万恶的社会，人所共见之。”（《昆明市志长编》）
民国初期，一“赌”一“毒”，都是昆明四乡的大问题。
先看“赌”。民国初年的《滇声报》说：“赌之为害，省城禁赌认真，赌徒不易藏身，因而撤之四乡。现闻各乡寨有多数赌徒，秘密开场，藉赌抽头，致使一般农家子弟，因赌倾家，流为盗贼者，时有所闻。”
再说“毒”。据城东郊区老人回忆，从20世纪 20年代到30年代初，当地“可说家家都种鸦片烟，约占当时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收烟后，有的拿到小板桥销售，有的是官渡的人来收购。村里的人普遍抽大烟。每个村子都有几家烟馆”。“男的几乎都吹上瘾。一两生烟，能换二升米。抽大烟的人，早上起不来，白天精神萎靡不振，搞不了劳动，还想吃点好的东西。晚上劲头出来，则专门用于生方设法变卖家具什物上，或者是去偷别家的东西”，“有的把田产地业吹光了，搞得倾家荡产”（见《昆明市志长编》）。
滇池湖畔的渔村和渔家
早年滇池边的渔村不少。昆明近旁有大观楼、明家地、西坝、海埂、五甲塘、清河；呈贡有斗南村、江尾村、乌龙浦；昆阳有坝埂村、亮沟村、大沟尾、大河嘴、白山村、有余村、老塘嘴、独房子；晋宁有安乐村、余家沟、黄家地、老荒滩、沙堤村、江渡、佛墩、河泊所、下海埂等。到20世纪中期，滇池周边约有渔民两千多人，昆明附近有五百多人，一百人户。其中绝大多数是半农半渔，专门从事渔业的很少，因为渔业收入低，不足以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称：“滇池渔民之生活，因受农村经济*之巨潮，日陷崩溃，故极宜设法挽救也。”坦言当时“渔民生活，受种种压迫，痛苦异常”，而“应如何改善渔民生活，废除苛税杂捐，普及水产知识”，都亟须解决。
旧时在滇池从事渔业的大小船舶约有三百多艘。使用的渔具主要是渔网，有用麻丝织成的篆网、麻遮线笼、线花篮、线网、丝网、撒网、挟网，还有竹制的篾笼子、篾花篮等。此外还有用罾网和水老鸹（水乌鸦）来捕鱼的。昆明城内外是滇池渔产最大的市场，其次是沿湖各县的县城。
当年昆明附近的草海上，渔船穿梭来往，渔民打得鱼后，装在木盆里，沿着大观河划到篆塘，有的在船边就出售了，有的直接挑到菜市上出售，还有的买给鱼贩子，鱼贩子再拿到城内市场上销售。昆明市场上售卖的主要是鲜鱼，也有腌鱼，主要是腌白鱼，还有旺季捕得太多一时卖不出去而腌制的其他鱼。
除了鱼类之外，滇池的水产品“还有水藻，经捞取晒干成饼状，用作肥田之用。计每饼重五六斤，每百斤售价十元左右。此项藻饼，一般农民呼为海粪，因含氮甚丰，故农民乐用。在滇池中可自由捞取，亦有专从事于此项海藻饼之捞取者。”此外滇池“渔妇捞取滇池中一种名为海菜之藻，腌以盐，加辣料、米散等，制为一种卤咸菜，以之佐食，名曰海菜酢。亦有专制以出售者”（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
砍柴烧窑：“黄窑”和“黑窑”
昆明远郊区山多，盛产竹木。“竹子有金竹、水竹、实心竹、千层竹、钓鱼刺、紫竹、刺竹、山竹，人面竹等种，其中以金竹水竹的用途最大，产量也最多。”“树木有松、栗、柏、冬瓜木、楸木、樟木、梧桐等种。其余的杂木，种类甚多，不胜悉举。”而城里对竹木的需求很旺，砍柴伐木就成了山区农民的一大副业。“但山区人民，不事研究种植，多听其自生自长，又复自由采伐，由此童山濯濯（秃山秃岭，草木全无），殊为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