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三雕之一的砖雕。 图/方托马斯
而徽州人的“士农工商”之路，又以徽商最为人所称道。最开始徽商的崛起，可谓兼具天时、地理与人和的功劳。
由于耕地稀少，徽州人经商的风气早就开始流行，唐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浮梁，即在当时徽州的祁门县，可见祁门一带在唐朝已有茶叶生意往来。徽州人的商业头脑，早早就开始形成。到今天，祁门红茶早已成为了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泾县宣纸的制作。图/方托马斯
而从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开始，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到明清时期，徽州不远处的长江三角洲，已成为了全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市场。徽商的发展不再受到本地的制约，经营范围也不再局限于药材、茶叶、纸墨等故乡物产，而发展为食盐、当铺等高利润的产业，此为地利之便。
文房四宝之一“胡开文徽墨”制作流程中的提取松烟。图/图虫创意
人和，则在于徽州人深重的宗族观念。由于迁来之时，就多以家族为单位，徽州人的骨子里传承着中原带来的宗族文化，出门做生意，自然而然形成了同姓的徽州商帮；而这样的文化使得他们对于同乡的情谊也尤为看重，无论走到哪，徽州籍商人大多会守望相助。
歙县棠樾牌坊，共7座，明代3座，清代4座。作为对在忠孝节义上“功勋显赫”的官员的一种表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宗族观念和伦理纲常思想。 图/视觉中国
因而到明清，徽商的影响力达到了全盛时期。当时最繁华的扬州，被戏称为“徽州人的殖民地”（语出《五石脂》），徽州籍的名商巨贾几乎个个“腰缠十万贯”、“富以千万计”，甚至“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当时徽商的步伐遍布全国各地，以扬州为核心，北至幽燕（北京一带），南及闽、粤，西通关、陇，东居苏、杭，更占据了重要港口，做起了海上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