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初，我们决定吃捞面，纯白面，不掺豆面的。事先做了一大盆浇面的卤子，不过就是土豆丝加上盐和水煮一煮，主题是吃面。一锅面熟了，锅台上摆着十个饭盆（一个女生来了不到一个月就当兵走了，剩下了十个人），十双眼睛眼巴巴地盯着，每个饭盆只能分到一个碗底，迅速吃完后又继续擀面，等待下一锅。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大块面吃完了接着再和面、再擀、再煮，直到瓦罐见了底，面没了。王蕴环说：“你们知道咱们吃了多少斤白面吗？整整二十斤，我昨天推完磨是过了秤的。”这顿面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每人平均二斤面！
那年，正是“闹狗”的季节，为了防止毁坏庄稼，队里成立了打狗队，队员全是男知青。自从我们知青到村里后，像什么“看菜园”“看梨、桃”这些得罪人的活儿队里总是派给我们，认为我们在村里没有亲戚关系，敢翻脸，得罪人也不怕，而我们也愿意干，总比上山苦轻些。这打狗肯定是得罪人的活儿，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不过男生都乐意干，关键是不用上山了，又很刺激。
一天，王极新、杨朝飞、许爱国、刘振农、董孟新他们还真套回一只大黄狗，几个人把狗吊在知青窑前的树上，拿棍子直打了半天也没打死，那狗的哀号声我们在山上受苦都能听见，段队长说，学生娃不知又咋日怪那狗哩。
还是村里的男娃从前跑到知青窑告诉他们灌口凉水，一口气儿上不来就憋死了。我们养的那条半大的狗——黑子吓得躲在柴堆里半天不敢出来，真是应了那句话，“*鸡给猴看”。晚上，我们美美儿地吃了一顿狗肉，让来窑里游玩的从前吃，他死活不吃。那狗真是肥，第二天，我们又用扒下来的肥膘熬出了一大盆狗油，美美地炸了一顿油饼儿，满村都弥漫着极其难闻的腥臭味儿。不知谁吃得高兴了，站在院子里跳着脚地冲着蓝天、白云大声呐喊：“天下者谁吃过狗油炸油饼儿？我们！我们！”还真是的，吃过炸油饼的人不少，可吃过狗油炸油饼的人大概只有我们了。
几天后，邻村的一个汉子来到了知青窑，问我们是不是套了一只黄狗给吃了，我们做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拒不承认，那汉子最后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就放个软话说：你的就是吃了也没啥，把狗皮还给我，我也好卖个钱哩。小刘动了恻隐之心，觉着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就跑到柴窑把狗皮拿了出来。
谁料想那汉子一下子就翻了脸，抄起了狗皮说：“好你们哩，竟把我的狗给套来*了！”他不依不饶地在那儿闹，男生们开始还嘴硬，可是狗皮攥在人家手里，后来也都蔫儿了，我们一个劲地说好话，又凑了几块钱，给了人家。那汉子提着狗皮走了，一路骂着。
五月端午，在陕北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在段队长一声响彻云霄的“搂造喽”的呐喊中，后段家河开镰收麦了。听老乡们说过，麦收在一年里苦最重，因此我们早有了思想准备。但实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一个是累，再一个是渴。
天刚刚亮，人们扛着麦担、拿着镰刀就上山了。那架山上是队里最好的麦地，人们都在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忙着，只听见一阵阵唰唰的割麦声，那声音里带着人们的希望和丰收的喜悦。老乡说是托了我们知青的福，今年的麦子大丰收。
一片片的麦子倒下了，随后被迅速捆成捆，齐个儿展展地摆在收割完的地里。太阳照到了坡上，到了回去吃早饭的时辰了，是不能空手回的，还得把捆好的麦子从山上担回场院里。麦担和普通担水的扁担不同，两头没有挂桶的铁钩子，而是削成尖尖的。要想把这尖尖的两头分别插进两捆麦子里，再把它们担在肩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技术，又要力气。先是把麦担的一头插进麦捆，高高地举起，再把另一头插进另一捆麦子，然后才担在肩上，两大捆麦子没有百十斤，也有七八十斤，往肩上一压，腿直打晃。就这样一天上山割麦、下山担麦要往返几次，反正割下的麦当天都要担回场里。没担几趟，肩膀就磨破了，最要命的是第二天，当那两大捆麦子再一次压在又红又肿又破了的肩上时，真是欲哭无泪。
但最难熬的还是干渴。随着太阳的升高，湿透了的汗衫又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干，嘴里连唾沫都没有一滴，全身干枯得像是点火就着。越来越渴，脑子里只有一个字：“水！”抬头望去，晴空万里，那天真是蓝，蓝得深，蓝得透亮，蓝得就像是浩瀚的大海，让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去……我们割麦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麦捆太多了，段队长就会下令往回送，这样就能下山找点儿水喝。
没想到因为干渴，竟加快了割麦的速度、增加了送麦的次数，形成了作业的良性循环。随着段队长一声嘶哑的呐喊“回喽”，我迅速地插起两捆麦子，担起来飞快地往山下跑。还在割麦时，我早就琢磨好目标了，在这架山的下面走不远，就有泉。是那清凉、甘甜的泉水在诱惑着我、驱使着我。
陕北的村庄分布在塬上和沟里，山上即为塬上，沟里即为山下。凡是在沟里的村子，大多都有一条小河，顺着山沟从村里流过。刚分到后段家河就听外村人说这儿的水可好哩，有好多眼泉。后段家河村子中央的小河旁有一眼最大的泉，泉眼被凿成一个洗脸盆大的石钵，钵里的水永远是满满的、清清的，永远是新鲜的，多余的水溢出了石钵，流入了小河中。老乡们管这眼泉叫“井子”，全村吃水都靠它。这架山下去就是摩洼沟，那里的石崖缝缝上也有几眼泉，不知什么年代人们把泉眼边凿成了一溜小槽儿，人站在那儿刚好嘴能够上喝。就是这一溜溜儿泉眼，使我们干劲倍增。
到了山下，我撂下麦担，向着泉边奔去，一阵猛喝。一股股凉凉的、甜甜的甘露滋润了干裂的嘴唇和喉咙，直流进我的心田，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舒服的感觉了。段队长赶了下来，大声喊着：“叶广荃，不敢把麦子撂下，那麦子干着哩，撂地下颗粒就全掉完哩！”有什么敢不敢行或不行的，顾不上了。王蕴环、顾小容、董孟新、刘振农他们也全撂下麦子，飞也似的过来了，我们齐个展展地站成一溜溜儿在那水槽边喝水。男娃从前笑着喊：“看，饮驴哩。”一阵哄笑。
下乡不久，队里让我当赤脚医生，十几岁时胆子忒大，凭着学医的姐姐寄来的《解剖学》《生理学》《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三本书，还真干了起来。春儿妈妈就是我的第一个病人。那年她犯了老胃病，疼得厉害了直撞墙，我连打针、吃药，外带扎针灸，守了她三天，从此她逢人就说：“叶广荃那女子治病好着哩，心善着哩……”
刚到村里时的知青窑是原来的小学校，在一个高高的坡上，坡下就是清清的流水，我们出工回来会在这儿洗洗手，闲时会在这儿洗衣服，夏天男生们会趁着天黑用这清水洗去一身的污垢、汗水。
还记得一个月圆之夜，我们女生坐在院子里望着满天的星斗和明月，唱着孙家塔队女生李路作曲填词的歌，歌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我孤独地站在延水边，
睁开迷茫的双眼，
深深地怀念故乡啊，
望北京归路遥远。
泪水像珍珠断了线，
无奈啊
我把它洒向这陕北高原。
凄凉婉转的曲调，发自肺腑的心声，直唱得每个人泪流满面。记得那时男生们老缠着段队长问什么时候下雨？明天能下不？不是关心地里的庄稼，而是太累了，下雨就可以歇工了。每天是超负荷、超时间的劳动，吃的又极差，只要是段队长一喊“歇歇喽”，我们会立马找个平整地儿躺下，全然不顾什么体面不体面的。段队长被问得无可奈何时，就会说：我又不是龙王佬，哪能知道哪天下雨？
那天，终于下起了小雨，大家都歇了工，每当这时，我们知青窑就成了俱乐部。怀页和一群年轻人来了，从前和一些女子、猴娃娃（小孩）也来了，都聚在我们窑里，说着、唱着、笑着、闹着，还有的打着扑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