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湖南的“湖”是洞庭湖，顾名思义，湖北、湖南也就是分别位于洞庭湖北边和南边的两个省。
从地理地貌上看，湖南与湖北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三面环山，一面环湖，只不过湖南的开口向上，湖北的开口向下。
湖南省西、南、东三面被武陵山、雪峰山、南岭、衡山、罗霄山，等几座大山脉将湖南层层包裹，北面是洞庭湖平原。湖北省西、北、东三面被武陵山、巫山、大巴山、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幕阜山等山地环绕，山前丘陵岗地广布，中南部为江汉平原，与湖南省洞庭湖平原连成一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形成了两湖的核心精华地带。两千年前，这个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的平原有个浪漫的名字——云梦泽。
从云梦泽到湖广行省，再到两湖分帏
“云之江在北，梦之江在南”，战国后期，原本合称“云梦”的一片大泽，随着泥沙的淤积，逐渐有了南北之别。长江以北，堆积为平原，长江以南则汇流成八百里洞庭。后来秦朝统一天下，传承两代之后覆灭，汉朝建立。汉朝末年，天下大乱，诸葛亮使天下三分，而荆州地区更是成为各方人马争相夺取的战略要地。而此处的荆州，主要就是现如今的湖北湖南地区。
元朝统一天下以后，疆域面积非常辽阔，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元朝将全国划分成了10个行省。其中之一就是湖广行省，包括了湖南、湖北、广东和广西等地。由于面积很大，虽然省会设立在武昌，但长沙也是重要官员的驻扎地。
明朝建立以后，沿用了元朝的行省制度，但明朝的湖广行省只剩下了湖南和湖北等地。明朝末年，清军入关。当时崇祯失国，明宗室南逃，南明朝政权占据了当时属于湖广的湖南等南方地区很长一段时间，而如今的湖北在当时是在清朝的手中，因此湖广地区被硬生生的分成了南北两部分。
清朝统一之后，为了更好地管理掌控全国各地，将许多大行省都分割了，而湖广地区也索性直接分成了湖南、湖北两个地区来管理。故而从清朝初期开始，湖南和湖北就已经分家了。
两湖分闱（闱：考场）则是两湖分家后带来的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清以前乡试一律在各行省省会举行，湖广行省的省会在武昌，这对于湖北的士子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湖南士子赶考却往往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洞庭湖。湖水浩潮无涯，波涛不测，有覆溺之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康熙年间起，湖南的民间人士、地方官员就屡次上书朝廷，请求实施“分闱”。历经几任巡抚的力争，朝廷终于在1723年（雍正元年）诏谕分闱。
之所以在此重点提“两湖分闱”，是因为此举对近代湖南的人才沛然崛起意义重大。也是从那时候起，湖北人和湖南人真正有了地域之别，性格上的分化也越加明显。
湖北九头鸟VS湖南骡子“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老”，这句话是从明朝张居正开始流传开的。张居正，湖北荆州人，明朝首傅(即宰相)，万历皇帝的老师，办事精明能干，人们给了他一个“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老”称谓，后来这句话被湖北商人们发扬光大了，不过有褒义也有贬义。
刘基所著《郁离子》一书中编纂了一则寓言故事，九头鸟一体九头，为了争夺食物，九头相互啄对方，最后导致头破血流。但它们不明白的是，无论是哪个头吃下食物，最终都落在一个肚子里去。
湖南骡子这个称呼则要稍晚一点，是从清朝开始的。其代表人物则是喜欢以湖南骡子自居的左宗棠。
北方称人为骡子，多是骂人的话。湘楚之地却不同，“杂种”之意尽弃，只取力大耐劳，犟韧不屈，认死一条道、不撞南墙不回头之精神。“骡子”成了美誉和昵称。湖南人认为，骡子代表的是一股劲，一种血性和诚朴。时至今日，湖南人仍以“霸得蛮、耐得烦”的倔脾气为傲。
两湖性格差异的地理出处：九省通衢VS四塞之省湖北与湖南虽然都在中国中部，但各方面的自然条件迥异。湖北多平原，湖南多丘陵；湖北多河流，湖南多山地；湖北水系发达、九省通衢，湖南地势偏远、风气锢塞。
古代，从武汉循长江水道行进，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向北溯汉水而至豫陕，经洞庭湖南达湘桂，故有“九省通衢”之称。说的就是武汉通向外界的交通非常便利，而成为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
东汉时期蔡邕便发现其“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坂，下接江湖”的优越地理条件，认为是“导财运货，贸迁有无”的理想市场。至宋代，武昌已有“市邑雄富”的美誉。至清代末年，汉口开埠、江海直航；随后京汉、粤汉铁路的铺设，更使得武汉四通八达。承东启西、接南纳北、通江达海的地缘优势，带来了湖北商业文明的繁荣，进而练就了湖北人的圆滑、精明、实用。
相反，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在全国总地势、地貌轮廓中，属自西向东呈梯级降低的云贵高原东延部分和东南山丘转折线南端。可划分为六个地貌区：湘西北山原山地区、湘西山地区、湘南丘山区、湘东山丘区、湘中丘陵区、湘北平原区。总之，这种山岭纵横的地理地貌，严重限制了湖南的内外交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局限了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因此，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湖南都显得默默无闻。环境有压迫感，生存意识、进取精神、探索精神也就增强，所以湖南人的霸蛮和敢为人先都是有地理出处的。但也正是因为这种闭塞，使得湖南人不像湖北人那般懂得转圜，善于变通。
按照孔子的说法，湖北人是乐水的智者，湖南人是乐山的仁者。乐水者，狡黠、精明、灵活；乐山者，驽钝、厚道、实在也。因此，湖北人更软，湖南人更硬；湖北人更曲，湖南人更直；湖北人更注重物，湖南人更注重人；湖北人精明，湖南人英明；湖北人实惠，湖南人宏大；湖北人会做人，湖南人会做事；湖北人经济头脑好，湖南人政治头脑好。
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从地图上看，湖南如同一个向西而望的人头，湖北则像是人头上的帽子。这仿佛是某种隐喻，注定了两者的不可分离，就像是楚文化的表与里。湖北继承了楚文化的外在，是面子，因此更加瑰丽、精致、华美；湖南坚守了楚文化的内在，是里子，因此更加质朴、悲壮、高亢。
最后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南宋末年，元朝军队进攻长沙，全城军民奋勇抵抗，当时岳麓书院的书生们也拿起武器、登城作战，“荷戈登陴，死者什九”。城破后，全城居民“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湖南人宁死不做亡国奴的精神可见一斑。就如同近代大学者章士钊曾总结的那样：“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