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地区的百姓有利用高粱秸秆的传统，图片依次拍摄于山东枣庄、山东滨州、山东德州和河北石家庄。（向左滑动查看更多）如今，全世界种植帚用高粱最集中的地区就在中国——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年种植高粱2万公顷，帚用产值数亿元。
供图/视觉中国
明清河工绵延近三百年，多的时候每五年开展15次。
持续的重复动作，规训了原本几无商品意识的黄淮海农民——种点儿高粱呗。
在没水的地方、在容易被淹的地方、在盐碱化了的地方。
反正高粱命贱好活，不用伺候。
反正到时候政府会来买买买。
他们不考虑如果一旦，河工大业即成、一劳永逸了，他们的高粱怎么办。
他们是幸运的，他们不用考虑。
因为白酒来了。
河南郑州有一处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师徒酒醉”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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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乾隆之后的政策支持了高粱酿酒
古今多国都禁过酒。
乾隆当朝时的一组政策导向稍有不同——禁酒，但不禁高粱造酒。
明清时期中国的禁酒政策大致是这么个逻辑：
在这个看天吃饭的农业国家，丰年歉岁，收成不稳定。酒是果腹之后的*，酿酒要为吃饱肚子让路。若在收成不好的歉岁，供人食用的粮食都不够，那必须禁止烧酒“妨民食”；而在丰收之年，像高粱大麦这种“原非朝夕常食之物”，本来就是“不急需之颗粒、无所用之糠粃”，囤着也是鸡肋，不如网开一面、废物利用，“自当开通酒禁”，让百姓酿点小酒，“自享盈宁之庆矣”。
这是乾隆爱臣孙嘉淦在《请开酒禁疏》中所言之大意。
另外一位地方大员也写了小作文《江苏巡抚张渠为请严米烧之禁以裕民食事奏折》唱和。看这标题就知道观点：米烧糟蹋粮食，必须禁止。他还有一个主张没写在标题里：糟烧（以黄酒制作后的糟粕为原料的烧酒），“化无用为有用, 尚属可行”。
总的来说，以这二位为代表的官员不搞一刀切，是务实的。嗣后重庆巴县甚至专门放出告示：“勿许以大小二麦烤酒”。就差直接号召“请烧高粱酒”了。
至此，关于“种啥？啥好种？种了有啥用？”的灵魂三问，都有了答案。
高粱变酒的路被铺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