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前辈学者早就有所论述，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在论述古代中国的“国体”时，把它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
他认为,秦朝以后,由封建时代进入郡县时代，也就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此后虽然出现了“封建的四次反动”，因为不合时宜，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种立论,既是从“封建”的本意出发，也是对国体特征的一种判断。
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顾颉刚与傅斯年也探讨过这个问题。1926年11月18日，顾颉刚写信向傅斯年请教一个“疑难问题”:“在《论语》上看,孔子只是旧文化的继续者,而非新时代的开创者。
但秦汉以后是一新时代，何以孔子竟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心人物?用唯物史观来看孔子学说,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了，何以他的学说竞会支配得这样长久?”
对于顾氏“用唯物史观”得出的结论:“秦汉以下不是封建早期社会”，傅氏是深表赞同的,他在回信中对“封建”的含义作了分析：“封建，这个名词之下,有甚多不同的含义。
西周的封建,是开国殖民，所以封建是种特殊的社会组织。西汉的封建是割裂郡县，所以这时所谓封建但是一个地理上之名词而已……
封建社会之灭，秦只是把六国灭了罢了。封建社会制早已亡，不待秦。封建之为一种社会组织,是在战国废的，不是在秦废的。
明白了这些背景，再来看黄仁宇的观点,就不会感到突兀了。黄氏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分析“中国的封建制度只有古代商周间的一段”时,如此写道:“很多现代中国的作者，称之为封建社会’,并且以此将它与欧洲的封建时代相比拟，其结果总是槛尬。
欧洲之封建时代被所为封建，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当时作者以此名词综合叙述中世纪一般政治及社会特征，并未赋予历史上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献,“封建”也与“郡县”相对,，所以将汉唐宋明清的大帝国、中央集权，文人执政、土地可以买卖、社会流动性大的郡县制度称为封建，更比拟为欧洲的封建时代，就把写历史的大前提弄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