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白堂书坊牌记
对岳飞的题咏代有其人，陈铨序中称麦公重刊《精忠录》时“增集古今诗文凡若干篇”，而此“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所据之《精忠录》显然在麦公弘治刊本基础上又有所“增集”，第一部分增加了王华《重修敕赐忠烈庙记》，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诗词也都增添了不少。
“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第二部分卷端题“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第二行题为“古今赋咏”。卷终题“新刊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古今赋咏”内容大体同于《精忠录》卷之五，但有所增补。如“古诗”增加了晋陵段金的诗，“词”增加了陈璟和陈珂之作，卷末还增添了李春芳所作歌行。
“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 第三部分卷端题“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 卷终题“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同一页有书坊牌记：“嘉靖壬子年秋清白堂新梓行”。此为“律诗”部分，但其卷末比《精忠录》卷六多了十四位诗人的十九首诗，这十四位诗人为：陈鼎、李赞、邵宝（李赞与邵宝联句）、欧阳旦、刘琬、边宪、彭泽、杨旦、陈珀、谢朝宣、杭淮、陈良器、陈璟、陈珂。
第三部分后附“重刊精忠录后序”，署“正德五年岁次庚午秋八月哉生明 赐进士巡按浙江清戎监察御史海阳李春芳序”。此序不见于朝鲜本《精忠录》。⑨
“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比朝鲜本《精忠录》多出的诗文，其作者皆为正德年间官员，且以浙江官员为多。
从以上对读可以看出，小说附录之“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与《精忠录》关系密切，但其底本不是朝鲜本所据之弘治本《精忠录》，而是正德五年刊本，比之于弘治本又有新的增集。
日本宽政七年写本《精忠录》
三、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小说正文与《精忠录》前三卷的关系
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小说正文之前的图像和正文之后的附录，与《精忠录》多有相同，关系密切。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小说的正文，则与《精忠录》有着明显的差异。很显然，虽然都以岳飞为题材，但是二书文体性质完全不同，《精忠录》属于历史资料的编集，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小说。
当然，作为历史小说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必然要以历史资料作为编撰素材，但从素材到小说，历史资料演化为文学作品，必然也需要经过综合分析、提炼变形的创作过程，小说才成其为小说。所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
作为小说素材的历史资料，主要指的是《精忠录》正文前三卷的内容，即卷一《宋史本传》，卷二《武穆事实》，卷三《武穆著述》。
若从事件整体来说，《精忠录》卷一卷二所叙岳飞之事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中基本都写到了，当然，事件前后顺序不完全一样。
若从文字语段的一一对应来说，小说有完全同于《精忠录》的文字，但更多的是以《精忠录》文字为枝干加以改写，或把文字变得更通俗，或增加细节描写，有的融合其他材料而叙事，有的根据事理逻辑进行适当的情节改写。
小说完全同于《精忠录》的片段其实不多，只有岳飞的二段奏章和一段“吕东莱先生评曰”。奏章一为绍兴七年高宗问岳飞中兴之事，岳飞慷慨手疏上言，一为绍兴九年岳飞称和议未便之意所上表文。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完全相同的文字是疏表、评语一类的资料性文字，而不是叙述性文字，这是比较符合小说编撰运用历史资料的规律的，因为小说和史著毕竟是两种文体，小说之所以为小说正在于叙述性文字的生发，若连叙述性文字都完全照抄史实材料，则小说难以成小说。
但一方面因为历史小说艺术发展阶段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资料本身所具有的叙事性，所以，我们仍然读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相接近的很多叙述性文字。
《精忠录》之卷一《宋史本传》的叙事较为完整，与卷二《武穆事实》相比叙述岳飞言行较为细致，已经略具小说性质。如宣和四年，“相有剧贼陶俊、贾进和，飞请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飞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佯北。贼来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
类似这样的片断很多。但《宋史本传》若与《鄂王行实编年》相比则较为简略。
武穆像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叙述较为简略的部分就与《宋史本传》很接近，如卷一的《岳鹏举辞家应募》一段：
却说相州汤阴人姓岳名飞，表字鹏举，世以农为业。其父岳和能勤俭节食，以济饥者。耕田有侵其地界，和即割与之，亦不与辩。人借钱谷有负其债者，再不索取。由是乡人皆感德之。其妻姚氏尤贤。生岳飞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满月，黄河内决，大水暴至，飞母抱飞坐在瓮中，随水冲激及岸边，子母无事，人皆异之。飞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生有神力，十二岁时，能拽三百斤弓、八石之弩，尝学射于豪士周同处。
与此相近的内容也见于《精忠录》之“武穆事实”与《鄂王行实编年》，但“武穆事实”所述过于简单，《鄂王行实编年》又过于琐碎，《宋史本传》叙述则较为全面而又不失简洁，小说的叙述更接近于《宋史本传》。《宋史本传》叙述如下：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贷其财者，不责偿。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
安图本序
由于《精忠录》中的《宋史本传》和《武穆事实》互有详略，所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往往结合二者叙述加以展开。比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六《岳飞奏请立皇储》绍兴七年一段叙述，前半段多同于《武穆事实》，后半段则近于《宋史本传》。
引文对比如下：
《武穆事实》
丁巳七年春三月。扈从至建康，诏王德郦琼曰：“听其节制，如朕亲行。”时韩世忠张俊皆久贵立功，而飞少事俊为列将，一朝拔起，爵位与齐。俊深忌之。飞数见上，论恢复之略。以为刘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然后可图。因慷慨手疏言：“臣自国家变故以来，从陛下于戎伍，实有致身报国，复仇雪耻之心。仗社稷威灵，粗立薄效，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踰涯分。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臣实何人，敢不报称。臣谓金人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而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望陛下假臣日月，得便提兵，直超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害，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颈略两河，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复召至寝阁，命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飞遂图大举。会秦桧主和议，忌之。言于上，请诏诣都督张浚府议事。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归庐山，庐于周国夫人墓侧。
《宋史本传》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善。”进拜太尉，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幸建康。以王德、郦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江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令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日刺，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命节制光州。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会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朝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六《岳飞奏请立皇储》
绍兴七年正月，有徙都建康之命，作太庙……高宗召岳飞赴行在。春三月，岳飞扈从至建康，帝升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使，进拜太尉，以王德、郦琼兵属之。诏德、琼曰：“卿听飞节制，如朕亲行。”时韩世忠、张浚皆久贵立功，而飞少曾事俊为其列将，一旦拔起，爵位与齐，俊深忌之，始与之有隙矣。岳飞每朝见，数以恢复为意，以为刘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然后可图。帝详问其进取之机，飞因慷慨手疏上言。
疏曰：臣自国家变故以来，（从）陛下于戎伍，实有致身报国复仇雪耻之心。仗社稷威灵，粗立薄效。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逾涯分。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臣实何人，敢不报称。臣谓金人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而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望陛下假臣日月，得便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
帝览疏大悦，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复召至寝阁，命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飞退出，遂图大举。会帝以秦桧为枢密使，欲专主和议。及闻岳飞陈北伐之计，深忌之，言于帝曰：“岳飞所志，宏略过人，陛下可诏之诣都督府措置边务，必见成效。”帝从之，即下诏着令岳飞诣都督府参赞军事，自是岳飞见上有常也。飞因至都督府来见张浚，张浚与之握手极欢。二人依次序坐定，交论边务事。浚谓飞曰：“副统制王德总戎已久，淮西军所信服，吾欲以为淮西都统制，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足下以为如何？”飞曰：“昔刘光世所部之兵，俱淮西反叛逃亡之徒，若调治制驭非其人，致变作乱如反掌之易耳。况王德统制郦琼，并列辈也，岂肯相让。一旦使居其上，必然不服，致生争端，悔之晚矣。且吕尚书终是书生，未曾惯习军旅，不足以服众。若依飞论，当于大将中选名高望重能服诸将者委任之，方得妥帖。”浚曰：“既王德、吕祉不足任，然则张俊、杨沂中其人如何？”飞曰：“张宣抚飞之旧帅也，飞足晓其人，暴而寡谋，郦琼平昔所不信服。沂中比王德才相上下，岂能御此军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受斯任也。”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愚情以对，岂以得军为念哉！”张浚不悦。岳飞即辞而出，自度有忤张枢密意，乃再上表乞终母制。
表曰：草土臣岳飞札子奏乞终守服，奉圣旨不允。伏望圣旨检会所奏，特许臣终制取进止。 绍兴七年某月日臣岳飞谨言。
表上，朝廷见其哀切再三，准其终服。诏下，岳飞以张宪于鄂州总摄军事，即日与子岳云回至江州庐山，仍守母丧服，不在话下。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并不只是把《精忠录》改写得更通俗些、更多一些细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很多情节段落，都在《宋史本传》和《武穆事实》的枝干上丰富了事件的叙述，大量铺展情节。这是小说编撰所必然具备的创作因素和想象能力，但从具体的语段对比可见，小说编撰者其实是更直接的参考了《鄂王行实编年》。
与《精忠录》对比，《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文字语段往往更接近《鄂王行实编年》。如《岳飞用计破曹成》中“破曹成”一段，岳飞故意装作没看见被捉的探子，询问粮饷，并下令连夜回驻茶陵就粮，小说写道：“分付已毕，回身遇见曹成打探人，岳飞慌把双手搓其两耳，跌脚。”相近的表达，在“宋史本传”中是“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而《鄂王行实编年》卷二绍兴二年的记载是：“已而顾见成谍，捽耳顿足而入”。小说的“双手搓其两耳，跌脚”显然是“捽耳顿足”的直译。
上文已述及，无论“宋史本传”还是“武穆事实”之稍有细节者，大多出于《鄂王行实编年》，《鄂王行实编年》的叙述比“宋史本传”、“武穆事实”二者详细。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像《岳鹏举辞家应募》这样更近于“宋史本传”简洁叙述的片断其实不多，《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的叙述绝大多数都要比“宋史本传”和“武穆事实”更为详细，因而更接近于《鄂王行实编年》的叙述。
小说往往在《鄂王行实编年》的基础上更详细地铺展情节，增加叙述语言，增加人物动作和语言细节，使事件叙述更为具体生动。比如“讨李成”、“降张用”一段，《精忠录》之《宋史本传》和《武穆事实》所叙都较为简单、概括，《鄂王行实编年》则更为详细，多细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四《岳飞用计破曹成》应该就是在《鄂王行实编年》的基础上加以生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