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启的《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之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可以看出，孟氏是以杜甫诗反映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这个因素称其为“诗史”的。
而后，宋代的宋祁在《新唐书》进一步指出：“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哀，世号‘诗史’”。这里的“诗史”之名，大抵也是因为杜甫以时事入诗。
这一点在他的新题乐府和古体诗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杜甫的新题乐府发展了两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创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为什么叫做“新乐府”或“新题乐府”呢？这是因为，在古题乐府中，题目就规定了写作内容。而杜甫是自立新题，写作新的内容。这样的做法被元稹、白居易们所继承，开展了“新乐府运动”。还记得前面说的李白写的乐府诗吗？李白写乐府多是抒情的，而乐府这种诗体，本来是叙事的。可以说，这两位对古乐府各有创新。）说回杜甫的乐府诗，他效法汉魏古乐府取题的用意，以“行”写时事，但是自立新题，如《兵车行》。（乐府中没有这样的题目）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首诗写于杜甫困居长安期间（前面的文章提到过这一时期），讽刺唐玄宗发动的边境战争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诗的标题不用《兵车行》一类的乐府旧题，而是自创新题，直接针砭时政。在写法上，一开始摹写送别惨状，是纪事，自“或从十五北防河”开始是用征夫的口吻诉苦，作为叙述者，诗人是站在人民疾苦一边的：因为战争，千村万落荒无人烟；因为战争，土地已经久无耕种；因为战争，百姓不知拿何交税；因为战争，农业社会下的人民反而不敢生男孩（男性代表劳动力）。
这首诗中借征夫口吻说：“不敢言恨”，但是读之却无一语不饱含怨恨。讽刺杨国忠兄妹的《丽人行》也是如此，诗人仿佛只是一个通讯员——如实记录眼见的事情的原貌：“丽人”姿态的娇美，服饰的华美和饮食的精美，以及其兄的气势逼人。无一讽刺语，而描摹处语语抨击；无一声感慨，而句读间声声叹息。
再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一首古体诗），下文简称为《五百字》。
《五百字》的写作背景：杜甫在长安谋得了一个看管兵器（府胄军曹）的小官，但是他却把家安在距离长安240华里（约120千米）的渭南的一个小县城——奉先县，杜甫作为“长漂”，不具备在工作地安家的财力。
从长安到奉先县，那一路，他看到了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即便他已经够惨了，但这首诗里仍然交织着思君恋阙的忠心和对民心疾苦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在诗中说自己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并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朽名句。
《兵车行》《丽人行》《五百字》其实都是写于安史之乱前的，生活于盛世中，杜甫，这位敏感的诗人，已经嗅到种种危机似乎要以天崩地裂的姿势来临。
而后的《悲陈陶》《悲青坂》写两次与叛军的交锋，唐军损失惨重；《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收京三首》等是反映的唐王朝的胜利；战争期间的“三吏”“三别”更是饱含泪水地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各种苦难——不足年龄的男丁，主动请求为将士做饭的老妇人，勤恳修筑工事的潼关吏；新婚第二天就与丈夫分别的新娘，已经无家可别又被征走的老兵，听完老伴嘱托不得不上路的老翁。这些人，不过是千千万万受难百姓的代表。
正如上面所举的诗，杜甫只是写实，没有明显流露出自己的评论，但是读者们大抵都是能感受到他的用意的。这其中的原因：一来是他能设身处地的为百姓着想，二来他本人就是这苦命人中的一员，他的命运也就是一般人的遭遇，他不过是诗写得好，并真实的将自己所闻所感叙述出来而已。
在家事诗里，多是对贫贱夫妻、饥寒儿女、思亲念友等一些生活场景和感触的描写，如《月夜》《羌村》《述怀》等，这三首诗主要是围绕与妻子之间的聚散离合。
再如《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再如《逃难》：“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正是以家庭琐事写诗，这些诗更通俗，更容易理解。
这些诗不仅是杜甫开创了以家庭细事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家事诗写作，更是杜甫以“小家”看“大家”的写作方式。
说起杜甫的自传诗，其实他的诗歌创作，本就是全围绕他曲折的生活经历展开的，而他在其人生历程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写出了回顾性长篇作品。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壮游》，诗中详细叙述了个人遭遇，是成熟的标准自传体诗。
那些以回忆的口吻抒写叙述往事的诗篇，如《忆昔》二首也带有自传因素。将他的诗按照写作年代先后排列起来看就是杜甫的年谱，杜甫的个人史。而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的个人史也就是时代史。
除了写自己的遭际，他也写了《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以及《江南逢李龟年》，这三首诗，以曹将军、公孙大娘和李龟年三位艺术家的半生遭遇带出了：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是后遗症还很大。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被时代所累呢？写这三位，也是在发自己的块垒吧。
杜甫的写实本领在对自然山水的描写中也显得很突出，反映在他的纪行诗里就是——在自然山水的描摹中，有时代的风云和自己的身影，使得山水草木都充满着诗人忧国忧民的心绪，明显有别于一般的山水诗只是流连光景，如《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杜甫的一生很少在一个地方生活地特别久，他的足迹走过之处，无不展现在他的诗里。这就展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另一个侧面：抛开战争对国家的残害而言，大唐的景色还是相当壮美的。如《宿府》：“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宿江边阁》：“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诗史”首先是诗，然后才是史。相比于读史，人们更喜欢读杜甫的诗，就是因为这些诗充满感情的形象画面，含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展示了一个比历史更为广阔、更为具体、更能打动人的社会图景。
杜甫以诗代史，从40岁写《兵车行》算起，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写的《江南逢李龟年》，这20多年的“诗史”写作，安史之乱前前后后的唐王朝的盛衰变化在他笔下从多个侧面得到反映，杜甫也由此成为人民的代言人。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虽然没有机会实现，但写作“诗史”从另一个角度实现了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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