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共治时代》，作者：吴钩，版本：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
宋仁宗身上还有另一个悖论：其本人的资质是比较庸常的，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也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然而，历代士大夫对宋仁宗的评价却是很高的。宋朝人自己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庆历、嘉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明朝的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间，帝王无数，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贤主”之誉，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这些悖论，吸引着我想深入一点去探访宋仁宗以及他身处的历史世界，所以就萌生了给仁宗写一部传记的念头。特别是想到仁宗皇帝诞生于公元1010年，到2020年恰好是他诞生1010周年，这个时间点如果推出一部仁宗的传记，我觉得比较有纪念意义。于是，便有了这本《宋仁宗：共治时代》。就我目力所及，在我之前，似乎还未有人专门给宋仁宗立传，只有黄燕生先生写过一本宋仁宗与宋英宗的合传，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旧著了。
新京报：在一个“资质庸常”的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何能创造出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吴钩：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宋代中国的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并不是任何一个君王创造出来的。毋宁说，这是文明演进与宋朝制度合力的自然结果，所以陈寅恪先生才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不是说：“华夏民族之文化，由宋朝皇帝之创造，造极于赵宋之世。”
我再举一个经济方面的例子，中国中世纪式的坊市制、夜禁制，在晚唐、宋初之时均出现瓦解之势，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宋王朝也没有像之前的唐王朝一样企图扭转这一历史大势，而是顺势而为，实行更开放的城市制度，承认临街开店与夜市的合法性，给予城市商业与市民生活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此，才造就《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如梦繁华。
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一名具有雄才伟略的雄主，在开疆辟土、统一国家方面可以大有作为，但是，不一定就能够开创一种开明的国家治理秩序。秦始皇能统一六国，这是他的伟大功业，但另一方面，秦人又分明感受到“天下苦秦久矣”，以致二世而亡。宋仁宗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开疆辟土的不世功业，他不过是国家承平时期的守成之君，对于承平之世的守成君主来说，以谦逊、宽仁之心治天下，也许要比雄主的雄才大略更有利于促成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改容听讲》。该图讲述宋仁宗初即位时，勤御经筵、虚心听讲、尊师重教的故事。（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2 庸常的当朝和后世士大夫
如何评价宋仁宗？
新京报：宋仁宗在位之时，没有一个士大夫对其完全满意，但在他去世后，宋朝的士大夫却一致将其塑造成君主的典范，认为“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到明清之际，邹智、张居正、王夫之等士大夫也对其赞誉有加。历史上，对宋仁宗的评价经历过怎样的变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吴钩：宋仁宗在位之时，其实没少受到士大夫的批评，有一些批评的措词还非常强烈，比如苏辙便直言“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宋仁宗被塑造成圣君形象，是在他去世之后，更准确地说，是在宋神宗熙宁变法之后。应该说，这跟变法引发的士大夫朋党分化有关，当时，反对变法的保守派有意将仁宗塑造成治国理政的典范，将仁宗神圣化，有抬出仁祖抗衡神宗、压制变法派的用意。
不过，朋党分化只是宋朝士大夫“塑造圣君”的因素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熙宁变法激起的路线纷争烟消云散时，士大夫对于宋仁宗及其施政的尊奉，就未必带有多少派系色彩，他们更在意的其实是向当朝君主阐释什么才是优良的政体，什么才是值得遵守的祖宗家法。比如南宋淳祐年间，杜范拜相，向理宗上奏札说：“或有劝仁祖：‘以凡事从中出，则威福有归。’仁祖曰：‘事正不欲从中出，不如付之公议，使宰相行之，有过失则台谏得以言之，改之易耳。’大哉王言！真圣子神孙世守之家法也。”
至于明清士大夫对宋仁宗的赞美，我觉得那是儒家治理理念的反映。儒家认为，为人君者，止于仁。仁是君主的最高境界，仁宗之仁，青史留名。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受无逸图》。该图讲述宋仁宗将老师孙奭所绘画作《尚书·无逸图》挂于讲读阁，并命蔡襄书写《尚书·无逸篇》于屏风之上，提醒自己不可贪图安逸。（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京报：宋朝后世士大夫对“仁祖之法”的不断申明强调，对宋朝后来两百余年的帝王作风和政治运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仁宗有哪些政治遗产被继承？
吴钩：宋仁宗在世时，不只一次被臣僚批评为“临朝渊默，垂拱仰成”，意思是说，你这皇帝当得不够有魄力，缺乏决断之能，万事委任宰相。但有意思的是，仁宗逝世后，士大夫在总结“仁宗之法”时，却高度称赞仁宗朝的垂拱而治，赞美“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百事不会”不是无能，而是说君主应该谦抑，不逞强，不与臣下争胜；“会做官家”是指深谙为政之要，这个“为政之要”，宋人邵伯温概括为“任宰辅，用台谏，守法度”。宋朝士大夫通过对“仁祖之法”的总结与阐释，试图将君权限制在必要的最低程度上。仁宗朝之后，宋王朝从未出现过专断、强势的君主
（包括垂帘听政、代行君权的皇太后）
，却涌现不少把持朝柄的权臣，这可能与士大夫阐释的“仁祖之法”的影响有关。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宋仁宗与群臣。
新京报：赵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宗”为庙号的皇帝，“施仁政”是儒家至高的政治理想。在你的书中，宋仁宗也确实是一位宽厚仁爱、能克制自己*和脾气的帝王，你会如何形容他的个人性格与执政风格？
吴钩：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宋仁宗，我觉得最恰当的就是“仁”字，他的一生无愧于“仁宗”的庙号。《清平乐》主角宋仁宗的饰演者王凯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心中的宋仁宗，一个是仁，对所有人，包括百姓、身边的内侍宫女，还有每天追着他‘骂’的谏官，都怀有仁厚之心；一个是忍，他是特别孤独的，他没有自己，他所有的感情甚至自己的身体都是国事，在千百双眼睛中生活。”我觉得他很精准地把握到了宋仁宗的特点。“仁”的意思不仅仅是仁厚、仁爱，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情感偏好，服从礼法、制度的约束，就是包括忍。
宋仁宗作为人子、人父、人夫，跟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但同时，仁宗又是一国之君，君主的天职是化家为国、舍己从公。这两种角色难免发生冲突，当冲突发生时，宋仁宗常常选择了妥协，即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在写这本书时，很希望能写出这种冲突与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