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不喜珠饰》。该图讲述宋仁宗生活简朴，不喜奢华，一日张贵妃因“首饰皆珠”，仁宗斥责她“满头白纷纷的，没些忌讳”。（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3 “君臣共治”与“乾纲独断”
新京报：这本书以巨大篇幅来谈论仁宗与臣僚之间的合作博弈，所谓“君臣共治”的局面，为何能在仁宗朝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
吴钩：宋王朝自太祖、太宗两朝之后，在政治势力方面，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从开国之君变成守成之君，不复具备克里斯玛型
（charisma）
的个性魅力与个人权威，君权的行使更多地依赖传统、惯例与制度；其次，通过科举制度，一个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崛起，他们生出“士当为天下先”的担当，甚至宣称“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不能反驳，从而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体。这套政体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至仁宗朝时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我这本关于宋仁宗的传记，副题就叫“共治时代”。
“共治”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那么，什么才是宋朝式的共治政体呢？我想引用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一句话来描述：“仁宗皇帝推委执政，一无所疑，凡所差除，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随事论奏，小则放行改正，大则罢免随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是以四十余年，不劳而治。”这也是宋朝士大夫构建出来的理想化的政体：君主掌握着最高的权威与最终的仲裁权，但地位超然，端拱无为，把执政权委托给遴选出来的可问责、可更替的政府，把监察、审查权委托给平行于政府的台谏，让两权相制相维，如此，君主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纳谏遣女》。该图讲述宋仁宗听从台谏官的规劝，忍痛割爱，将臣下进纳的漂亮宫女遣送出宫。（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京报：君权、相权和台谏之权三者之间能否形成有效制衡，其关键是否还在于君权的自我克制？当皇帝想要任性妄为、乾纲独断的时候，臣僚并无足够的力量对其进行制约，比如宋徽宗时常以御笔手诏挑战成法，并且规定手诏不容反驳、滞留，对延误执行者处以“流三千里”的严厉惩罚。即便是善于纳谏的宋仁宗，也常有不顾臣僚反对、一意孤行的时刻。
吴钩：君权、相权、台谏之权要达成比较均衡的相制相维的理想状态，君主的自我克制固然很重要，但制度、惯例、士大夫力量的因素也不可忽略，宋仁宗曾有过一段自白：“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这里的“祖宗故事”，即指既定的制度与惯例，制度、惯例摆在那里，皇帝也不能不遵守。若不遵守成法，便是过失。而且，执政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着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不可越雷池一步。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徽宗朝时又会出现御笔手诏盛行的情况呢？宋徽宗热衷于御笔手诏，确实代表了皇权自我扩张的趋势，但御笔手诏的盛行却不是徽宗独揽朝纲的结果，而是宰相蔡京意欲专权的衍生产物：《宋史》载，蔡京执政后，“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若非当时的执政集团与皇权同流合污，宋徽宗想以御笔挑战成法，未必会那么容易。
即便徽宗在蔡京的怂恿下热衷于御笔行事，也常常受到抵制，正如汉学家伊沛霞女士在《宋徽宗》中指出：“徽宗发现，长期以来，让大臣执行圣旨都是一个难题，无奈之下，他下令加重对无视御笔手诏的惩罚。”宋徽宗以立法的方式对延误执行手诏的臣僚作出严厉惩罚，固然反映了这名艺术皇帝的任性，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也透露了皇帝的御笔手诏一直受抵制的事实。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天章召见》。该图讲述宋仁宗在皇家图书馆天章阁召见大臣，咨询时政阙失，请众臣畅所欲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京报：士大夫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君主讨价还价，但始终没有生长出足以持续抗衡专制的力量，“君臣共治”与“虚君共和”还是存在很大差距。你在书的最后提到，“仁祖之法”被后来的宋朝士大夫解释成一项比较接近于“君主立宪”的宪制，那么，阻碍其最终发展成宪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钩：经由宋朝士大夫的阐释塑造，“仁祖之法”貌似接近于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度，不过，我们当然不能将宋朝的“君臣共治”等同于“君主立宪”。由于宋王朝的覆灭，宋人奉行的“君臣共治”体制，也如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我们无法假设，如果宋王朝的国祚再延续几百年，是不是就可以演化出另一种版本的“君主立宪”。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指出来，即便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是经过漫长时间演进而来，今人津津乐道的《大宪章》，事实上在签署之后，便被束之高阁，没有人当一回事。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参知政事范仲淹（左）。
4 天才与贤臣为何成群而来？
新京报：宋朝为避免重复晚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局面，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但这也导致军事孱弱、外交无力、冗员庞大的“积贫积弱”局面，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意在富国强兵的变革，为何都以失败告终？宋朝从繁荣到没落的原因是什么？
吴钩：我并不认为“庆历新政”失败了，因为领导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离朝后，他们推行的新政举措并没有全部被废除，而是一部分措施被废止了，但一部分还继续执行，还有一部分获得进一步的完善，而不是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新政都被废除了。不过，仁宗朝的共治体制，确实不利于大开大阖的变革，因为大开大阖的变革往往需要先赋予主持者足够的集权，如此才不至于处处掣肘。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便不难理解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为什么要鼓动宋神宗乾纲独断。那么，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我觉得一些偶然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支持变法宋神宗英年早逝，继位的宋哲宗年幼，固执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上台执政。
至于说“宋朝从繁荣到没落”，那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是说国运，从北宋到南宋，确实出现了没落、衰败之势，但在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南宋与北宋并没有什么差异，不存在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