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当中，人口一直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统治者最为重视的领域。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以前人口规模始终存在一个瓶颈，即使是文景之治下的汉朝与开元盛世下的唐朝人口依旧在六千万左右，迟迟没有超过这个数值。明朝以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海内承平，人口数量激增，峰值时达到一亿多。然而与清朝相比，明朝的人口规模仍然十分有限。
根据《明实录》记载，明朝在天启三年（1623）时有51655459 人，在崇祯执政以后，随着连年的战乱以及天灾人祸，人口数量继续锐减。明末时，有许多百姓为躲避沉重的赋税或揭竿而起，或流落山林，并没有被记录在户籍里，所以明末人口可能不止五千万。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口锐减是必然的，学者易中天认为，明末的人口在六千万左右，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明末的实际人口数量不会超过一亿。可是清朝建立以后，人口规模迅速激增，至道光十四年（1834）时突破四亿，而这时距离明末还不到两百年。从不到一亿到突破四亿，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清朝人口增长如此迅速？
高产量农作物的引进，是清朝人口激增的现实基础。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美洲的高产量农作物玉米通过南洋商人进入中国土地。同时期还有土豆、红薯等许多作物来到中国，并广泛种植在中国各地。这些作物易种植，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依旧有较为可观的收成，种在肥沃的土地上收成更是普通作物的数倍，这为清朝人口增长提供了粮食保障。
除玉米、土豆等高产量作物的引进以外，清朝人口规模扩大还要得益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明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人口锐减，清朝入关以后，许多人死于战乱以及屠*，人口规模进一步缩小。不过清朝在渡过初期以后，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事。即使清朝在北方常年用兵，但战场主要位于北方草原，中原没有被战火波及。而且在战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地都成为清朝疆域。
在对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上，清朝实施“改土归流”，缓和了中央与西南土司的矛盾，同时进一步扩大了人口可以活动的面积。在西北等边远地区，清朝先是进行大规模移民，在土地面积日益紧张以后，清朝则不断开垦荒地。台湾问题解决以后，清朝重新利用沿海地区，围海造田，耕地面积增多。尽管这些扩大耕地的政策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存在弊处，不过它们对于扩大人口规模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清朝时科技与医学水平的进步，也是人口规模扩大的重要保证。在古代，传染性的疾病往往意味着灾难。三国时期，瘟疫频发，曹植就在《说疫气》里描述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晋书．食货志》记载：“永嘉年间，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明朝时疫病情况更加严重，尤其是崇祯继位以后，瘟疫频发，《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崇祯十六年八月，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清初时，疫情依旧严重，但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医，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比如在隆庆年间，清朝发现可以抵御天花的人痘接种法，并开始大规模普及，死在天花等传染病下的人数大幅下降。
在明朝末年时，小冰河时期来临，全世界都陷入严寒当中。同时期的欧洲发生粮食危机，日本不断发生民变，明朝则频发自然灾害，世界人口数量都在这一时期锐减。然而在清朝建立以后，小冰河时代却随之结束，万物开始复苏，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极其适宜农业耕种。而清朝统治者亦抓住机会，在这一时期改革赋税制度，先是继承明朝的“一条鞭法”，随后康熙宣称“圣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清政府采取“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方法，一体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清朝的税制改革减轻了少地农民的负担，抑制了土地兼并，解放了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自然敢于多生，也有能力多生，于是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同时，清朝还实行了种族隔离政策，加强了对于地方的控制。清朝实行保甲法，将势力延伸到乡村。在民族政策上，统治者则实行种族隔离，设立满族聚居区与汉族聚居区，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度，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东南沿海地区则实行海禁。这些政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贻害无穷，但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减少战乱，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了人口数量的增长。
清朝人口规模的扩大，得益于清政府适宜的政策以及时代背景，正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会诞生出清朝的人口奇迹。而清朝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规模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它奠定了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的基础。
参考资料：
《说疫气》 曹植
《晋书．食货志》
《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