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什么体通史,《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吗

首页 > 经验 > 作者:YD1662024-03-04 14:13:19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什么体通史,《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吗(1)

司马光(1019—1086)北宋史学家、政治家。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字君实,生于光山(今河南光山),故取名光。宝元进士。反对王安石新法。辞归洛阳十五年,主编通史《资治通鉴》。新法废除后,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旋病死。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有《温国文正公文集》、《稽古录》等传世。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上续《左传》,由战国至五代,写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史事,共三百万字。据*晚年所说,《资治通鉴》他读了很多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时间啰。一部难得的好书噢。*开始接触《资治通鉴》是进入长沙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的时候,校长符定一认定他将来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当即授以此书供他阅读。*如获至宝,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1920年*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脚症的半年期间,又读了一遍《资治通鉴》。1976年1月*在中南海和毛远新谈读《资治通鉴》等书时,就指出:这些书你都应该看,只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五遍。一部《资治通鉴》我就看了五遍。

*对《资治通鉴》有很高的评价1975年5月,身边的工作人员问*: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的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的“相砍书”。又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还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治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最后*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当然,*对《资治通鉴》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批判,指出它有做秀做假之处。*说:《通鉴》为什么写到五代为止?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玉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3日)

对《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予以高度赞赏。1975年,他在病中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司马光和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有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司马光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十九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四十八岁到六十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又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日《史记》;一日《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1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死了。死之后,他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陈晋《*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977页]

当时学界风行所谓王安石是改革派、法家,司马光是保守派、儒家的论调。*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们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又说: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是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有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3日)

*对司马光的政治思维和途径,即参予新旧党之争,说得比较中允、平淡,没有奢谈是是非非,更多的乃是称赞司马光的人品、学问。他高瞻远嘱,从整个历史大文化视角,评述司马光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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