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当成老好人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东风吹泪洒昭陵。”这是宋人对仁宗的评价。
宋仁宗把“守成”二字做到了极致。经历持久的动荡，仁宗给百姓以难得的和平喘息期，大家终于能踏踏实实过小日子了。千年后，一份份华丽的国民经济报表被翻了出来，多少人惊呼：此生愿回仁宗朝。
先别急。若生在仁宗朝的百姓是幸福的，生在仁宗朝的士大夫是幸福的，生在仁宗朝的武官是幸福的，那为什么宋仁宗在历史上得分还是不高呢?
来看仁宗朝“逆天”的名臣配置：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狄青、蔡襄……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明代李贽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手握这名臣猛将，宋仁宗却打了把破破烂烂的牌。
针对“三冗”问题，宋仁宗推出庆历新政，原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政绩，可新政仅持续一年四个月，就被皇帝叫停，半路夭折。反对派不过是在皇帝耳边吹了吹风，宋仁宗就轻易把范仲淹等改革派全部外放贬谪。
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作为承上启下的时代，仁宗朝推行庆历新政，原本是抑制甚至解决“三冗”问题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条件下不改，一拖又是四十年。留给后世的，就只能是改也亡、不改也亡的悲剧了。
有人说，仁宗朝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四十年，人口、土地、财政、国民生产总值刷新了历史纪录，即便“开元盛世”“康雍乾盛世”也纷纷被秒*。且不说那些数字科学性如何，在华丽的报表背后，有许多问题都被选择性忽视了。
冗官问题没有解决，官员越来越多，朝廷每年要拿更多的薪水来发俸禄。冗兵问题没解决，宋太祖时禁军人数只有不到二十万，仁宗时代飙升到八十万，而且完全没有战斗能力。冗费问题也没有解决，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甚至发展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局面。
百业兴旺了，家底厚实了，老百姓税负越发沉重，国库里依旧没剩下几个闲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盛治”怕是难言幸福。
并非苛求古人。只要宋仁宗愿意，完全有条件把国家带向更好。
执政四十多年，内外总体平稳，人才不可谓不盛，军兵多于前代却仅能守土，财赋倍于过往仍入不敷出。前不能效文景之治，给后人留下一个足兵足食的丰盈府库；后不能如洪武永乐，给周边诸国留下足够大的心理阴影。
在遏制西夏的重大决策上，宋仁宗更是乏善可陈。正如苏洵当时以《六国论》劝谏的那样，“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所以说，作为皇帝，宋仁宗算得上称职，却不够优秀，甚至不够良好。
问题还是出在“仁”上。凡事有利就有弊，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皇帝宽仁是美德，但过于宽仁就近乎柔弱。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管这个叫“无定志”。
从人事任免上，就可以看出宋仁宗的缺陷。仅在亲政的那三十年中，两府大臣就换了四十余人，许多大臣是屡进屡退。即使贤者在位，因为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结果什么大事也办不成。
蔡襄一句“宽仁少断”，评价倒是贴切。在庆历新政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皇帝，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可现实中的宋仁宗，就是太好说话，谁的话都听，一生摇摆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