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工作中提拔人才。宋仁宗一朝，是宋朝涌现名臣最多的一朝，像上面通过科举入仕经过一番历练后因宋仁宗重用而成为名臣的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包拯、蔡襄、苏颂这些人外，那些不是宋仁宗朝考上进士的晏殊、范仲淹、种世衡、狄青等人，他们或为名臣，或为名将，皆是名重一时。而且，看上面的名单你会发现，著名的“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六人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全部出现在宋仁宗一朝，其中除了苏洵没考上进士外，其他五人全部是宋仁宗通过科考录取的进士，你不能说，这与宋仁宗没啥关系。
还有，宋仁宗还在“恩荫”中提拔人才。《辞海》对“恩荫”的解释是：“谓遇朝廷庆典，官员子孙承恩人入国学读书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这个“始于宋初”的制度，到了仁慈的宋仁宗当皇帝时，被高频率、广泛地使用，很多名人没考上进士，却通过“恩荫制度”步入了仕途，实现了人生抱负，像理学大师周敦颐，与欧阳修并称为“欧梅”的大诗人梅尧臣，便都是在仁宗朝通过“恩荫”入仕的，宋仁宗真是“仁”到了骨子里。
所以，仁宗以他的仁慈给了很多人恩惠，让很多人对他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而其仁慈之名亦天下共知，老百姓视若神明，据邵伯翁《邵氏闻见录》记载，仁宗去世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同时，“（洛阳）城中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当宋朝将仁宗去世的消息送到辽国，据说“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曾为“宿敌”的辽道宗耶律洪基都握住使者的手禁不住放声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那如丧考妣的架势，是仁宗皇帝“千古第一仁君”之誉的最好注脚。
宋仁宗是中国最仁慈的皇帝，这种“仁慈”却遗患无穷中国历史上的“仁君”太少了，使得宋仁宗是如此的光彩夺目，名扬万古。
也确实，皇帝手掌至高无上的权柄，一言九鼎，*伐决断不过一念之间，能做到宋仁宗这样既敬畏天地自然，又对文人士大夫关怀备至，甚至对地位卑微的侍从奴仆都留心尊重，在古代，这样的官吏都极少见，何况九五至尊的皇帝？因此，他的仁慈显得极其难得，也因此而让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呈井喷式出现，成就了文化上的“灿烂星空”，明朝文学家李贽便认为宋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这是宋仁宗真正的功绩所在。
然而，在我浏览了厚达40册的《宋史》（元朝脱脱著）和《全宋笔记》（傅璇琮等主编）中很多野史笔记后，在我对两宋历史长达十多年的浸淫后，在我写作并发表了近200篇有关宋朝的历史随笔后，在我对北宋和南宋灭亡的原因一再钩沉追索后，我有一天终于喟叹宋朝“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实在是有其潜伏危机的一面，令人的是，与此同时我越来越感觉到，宋仁宗这种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仁慈”，实在有“遗患无穷”的一面。也就是说，宋仁宗虽然是个“仁君”，但却不是个特别出色的政治家，更绝非一流政治家。
我们中国，自秦始皇开始，“百代皆行秦政法”，基本上都是皇帝君主一言堂。自秦始皇以来，出现了数百位皇帝君王，其中有过明君也有过昏君，有过仁君也有过暴君，但真正堪称政治家的皇帝却凤毛麟角，十分稀少。真正的政治家当然应该仁慈，但光有仁慈却远远不够，真正的政治家最闪光的地方不能是仁慈，而应该是有理想、有远见、有胸怀、有决断、有是非、有规矩，有仁而非妇人之仁，有勇而非匹夫之勇，有决断而非和稀泥之断，有眼光而非井蛙之眼。
宋仁宗有许多优点，但他的优点往往又伴随着缺点，潜伏着后患。就拿他的“仁慈”来说：
仁而无断：宋仁宗也曾经是一个雷厉风行的皇帝，当年重用范仲淹开启“庆历新政”之时就是这样。宋朝有几个问题一直影响着朝局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这几个问题自宋真宗一朝已经显现，到宋仁宗初年已暴露无遗，什么问题呢？一是收入太少，二是冗员太多，三是军备太弱。收入少，财政入不敷出。冗员多，朝廷不堪负重。军备弱，老打败仗，只得“花钱买和平”，只得盘剥百姓，朝廷和百姓更加不堪负累，形成恶性循环。当这介问题在仁宗朝积成沉疴之后，宋仁宗决定改革，火烧火燎将在延州（今陕西延安）与西夏作战的范仲淹和韩琦调回，并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开启“庆历新政”。所谓改革，实际上就是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开药方，无非三种途径：找钱、减员、强军。范仲淹在宋仁宗支持下，在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配合和帮助下，提出了“明黜陟、精贡举、抑侥幸、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始推行改革。尽管范仲淹的这些改革措施远没有“王安石变法”措施的全面深入，远没有那么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痛点，但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范仲淹的措施“明黜陟”和“择官长”都是针对冗员的，都会影响人一部分人的升迁进步，故得罪了一批官员。“抑侥幸”是针对靠“恩荫入仕”的那些人，既针对名不配位者，更针对“恩荫”滥赏的行为，又得罪一批官员。“择官长”旨在澄清吏治，涉及地方大员的考核和黜陟，任何一个因此下台的都会对范仲淹恨之入骨，又得罪一批。因此，这些被影响了前途和利益的官员便通过上书告状、御史弹劾、谣言诬告等等一切可用的管用手段围攻范仲淹，因为宋仁宗仁慈，耳朵又软，凡事三个人说“不”他就会罢，或停。于是，官员们一番对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谣诼中伤之后，只想着息事宁人的宋仁宗叫停了改革，将范仲淹调离了京都，他那首鼠两端、苍黄反复的性格在事件中暴露无遗，一场有可能改变宋朝国运、至少可以缓解一下朝廷困局的改革，就在宋仁宗那表面似“仁慈的决断”而实际“仁而无断”的决断中草草收场，一切照旧。
仁而无矩：任何一个成熟而优秀的政治家，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是最遵法度、最守规矩的，无法则乱政，无矩则乱心。宋仁宗确实“仁”，但他“仁而滥赏”，在位期间，他每年用于赏赐文臣的钱物高达百万钱之巨，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载：“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时任谏官的司马光觉得这样横恩滥赏不妥，曾三次上书规劝说：“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脱脱《宋史•司马光传》）意思是说，在这内外交困、财政紧张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们将赏赐的钱，捐献营建山陵之用。然而，宋仁宗拒绝了司马光的提议，继续大把施恩。皇帝乃一国之主，他的任何一个决策几乎都是全国性的，全局性的，他的赏赐行为也是如此，面向的是所有官吏，涉及到公平，涉及到人心，一旦滥赏，必有不均，这就坏了规矩，乱了人心，结果便会带来小人的攀附和仕途的奔竞之风，“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容易造成“只谋人，不谋事”现象的发生，遗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