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河内河阳（今孟州）人，因韩姓的郡望在昌黎，所以被世人称为韩昌黎。
公元768年，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韩仲卿武昌县令和朝廷的秘书郎等职务。韩愈是韩仲卿的第三个儿子，在韩愈三岁的时候韩仲卿就去世了，韩愈跟随其长兄韩会一家生活。韩会也是当时公认的才子，深受当道者器重，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公元777年，受到朝廷党争的牵连，韩会被贬广东韶关，韩愈也随着哥哥一起来到岭南。三年后，韩会在韶关病卒。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早年的坎坷，造就了韩愈坚韧好学的性格。
公元786年，十九岁的韩愈踏上了科举之路。六年间经过了四次尝试后，韩愈终于进士及第。但在唐朝，进士及第后并不能立即做官，还需要通过吏部的考试。在之后的四年中，韩愈三次到吏部去应试，都无果而终。不得已，韩愈只能到地方上去向节度使谋个差事，先后在武宣节度使董晋、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幕下任职。一直到802年，韩愈才被朝廷任命为国子监的四门博士。第二年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起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此时的韩愈虽已经三十五岁，但仍不改书生本色。上任不久就上书言事，结果得罪了权贵。于是辛苦谋求来的官职很快也就丢失了，他被贬到了遥远的广东当了个小小的阳山县令。或许这次贬官对韩愈来说是件好事。因为著名的“永贞革新”正好发生在他贬官期间，以韩愈的性格会不会积极参与其中呢？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如果是那样韩愈可能会和柳宗元等人一样终身失去翻身的机会了。不过，那样也可能会使韩愈在思想和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更大。
韩愈画像
唐宪宗即位后韩愈被赦回京，再次出任国子博士。为了避祸，韩愈请求到东都任职。可是他到了洛阳也没有能避祸，因为得罪了宦官而再次被降为河南县令。811年韩愈结束了县令生涯，正式到中央任职。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韩愈虽然也曾经有被降职的经历，总体上还算顺利，817年被任命为刑部侍郎。但是刚过了几年好日子的韩愈再一次为自己的梗直付出了代价。819年唐宪宗为了给自己增加功德而决定迎接佛指舍利入宫，韩愈于是写出著名的《谏迎佛骨表》。他在《表》中称佛为夷狄，称舍利为“凶秽之余”，主张“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结果宪宗大怒，韩愈几乎因此而送命。在裴度等人的讲情下，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他在潮州任上并没有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建树，他在潮州的作为值得记录仅是一件近乎荒唐的事情。潮州有一处水塘里面有鳄鱼出没，于是韩愈就下了一篇咒文，命令鳄鱼三天内离开否则格*勿论。虽然韩愈没有为潮州人民做什么贡献，但是潮州人民还是很以能有这样一位父母官而感到自豪，于是潮州人民就把流经潮州的一条河改名为韩江来纪念他。两年后韩愈又被调回长安，先后出任兵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直到824年去世。
韩愈的传记见于《旧唐书》第160卷和《新唐书》第176卷。
韩愈的历史地位并不是由他的政治活动所确立的。韩愈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在思想史上一般认为韩愈对宋代理学的诞生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韩愈的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无疑就是他的道统思想。他是在《原道》中正式提出了他的道统论的。
韩愈的道统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也是有所承受的。陈寅恪在《论韩愈》中指出了韩愈道统思想的两个来源。一是由于孟子的启发，一是承袭佛教禅宗的祖统说。对后一点陈先生认为韩愈早年随长兄在岭南生活，而岭南是禅宗的发祥地，而且韩愈幼年正当禅宗宣传极盛之时，所以聪明的韩愈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影响。陈先生说：“退之固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韦政通先生进一步补充认为在韩愈三十五岁被贬阳山县令期间受禅宗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些。韦先生还认为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冕就已经提出了以尧、舜、周、孔为文学的正统，暗示了以道统为正的文学观。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健将，他的道统论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影响。
韩愈在《原道》中说：“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所编织的道统也就是道的传授系统。通过这个传承系统使自己所承担之道的合法性获得了历史性依据。但是“道”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共名，各家思想都言道。所以韩愈又给他所说的儒家之道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也。”这样不仅使儒家的道与其他的道区分开来，而且还使儒家的道落到了实处。所以他特别标明儒家的道并不是仅仅可用于个人的修养，而且还要用于治国理民的实践上。所以他特别推崇《大学》，他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陈寅恪先生认为：“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对《大学》的标榜无疑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朱熹对韩愈这一点十分赞赏，朱熹说：“《大学》之条目，圣贤经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第，至为纤悉。然汉魏以来，诸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至于韩子，乃能援以为说，而见于《原道》之篇，则庶几其有闻矣”。通过对《大学》的强调使道统也获得了来自经典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