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愈的道统说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孟子的强调。本来孟子就是韩愈道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韩愈的道统中，他把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人。韩愈曾经说过：“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所以他主张“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当然韩愈推崇孟子不仅是因为孟子是孔门正宗，而且还在于孟子与杨墨的斗争上。韩愈高度评价孟子与杨墨的斗争来为自己与佛道的斗争提供来自道统的依据。韩愈提出道统论的直接动机正是与佛道进行斗争以振兴儒学。他用道统说确立的中华正道与佛道两家的外道相对抗。韩愈道统论的提出可以看做是儒学开始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后佛道的盛况就不再了，这与道统思想的提出是有一定关系的。韩愈与佛道的斗争并不只停留在理论上而且是付诸可实践的，他的积极举动在当时应该讲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的。
在韩愈所提出的道统中，自孔子以前都是帝王，而孔子以后则是平民。也就是说从孔子起，王统和道统就开始分离了，从此所谓的大“道”就靠儒者们来传承。儒家本就有重道不重王的传统，韩愈道统论的提出实际上是把儒家的道统放在了王统之上，以道统来限制王统。韩愈自己更是勇敢地以道统继承人自居，其实就是把当时的皇帝完全放在了一边。在这个意义上韩愈特别重视师的作用，因为师就是道统的具体载体。他在名篇《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传道被放在了首位，而所传之道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从先秦时期儒者们基本上都是成功的教育家，秦汉以后国家的教育权基本都掌握在儒家手中。儒家对教育的重视是儒家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韩愈则把教育提到了传承道统的高度，则是发前人所未发。韩愈不仅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而且还积极主动地要寻找道统的接班人，自觉地承担起了传道的重任。韩愈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在唐代是出了名的。《新唐书》本传中说：“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文中指出，韩愈的官没有元稹大，寿命没有白居易长，而对后世的影响比二人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生平奖掖后进，开启来学”。
韩愈塑像
韩愈的道统说也建立在夷夏大防观念基础之上的。他的道统说的主要斗争物件是佛教，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佛教是外来的夷狄。经过了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唐朝初年的民族观念是十分开放的。而在中唐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威越来越受到地方割据势力的威胁，而地方割据势力往往都有少数民族的背景。所以在所谓的古文运动中，尊王攘夷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不过韩愈通过道统来确立夷夏大防的思想则是众人所不及的。
韩愈对儒学发展的另一大贡献则是他关于人性的讨论。人性的问题，也始终是儒学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先秦时期，孔子对人性问题并没有详细展开，只是说了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到了孟子的时代里，孟子明确提出了人性善的观点。但是，荀子则不认同，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性恶。后世，董仲舒对于人性也有过论述，他把人性分为三品：圣人之性，中人之性和斗筲之性。董仲舒主张“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因“中民之性”“可上可下，可善可恶，”“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但是，两汉时期的经学，人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人性。关于人性的讨论也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后来到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传入。佛教是一个有着很高思辨色彩的宗教，佛教的到来显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思辨水平。其中，佛教对于佛性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儒学对人性的讨论。后来，韩愈在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性情论”。
韩愈纪念邮票
在韩愈看起来，“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是与生俱来本质性的东西，而情则是与外界事物发生关系之后所产生的。性的本质就是“仁义礼智信”，而情的本质则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性是至善的，情本身是无善无恶的。只要情能够做到“发而中节”，就是善。如果情背离了儒家所提倡的道德，那就是恶。“情”的善恶标准就是内在的性。而现实生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则是由于每个人的禀赋不同所致。天资高的人，可以“主于一而行于四”，天资差的人则“反于一而悖于四”。韩愈关于性情的讨论，直接启迪了李翱的“复性说”。他关于“禀赋”的提法，更是对宋儒有了很大的影响。
韩愈的道统思想对他的文学实践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地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但是在韩愈心目中文学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他认为文章只是“道”的表达工具而已，即所谓“文以载道”。孔子老早就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韩愈正是出于扩大宣传效果的目的而主张对文体进行改进。陈寅恪先生称韩文“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而且所谓的复兴古文，也具有象征意义，即要以上古之文来承载上古之道。不仅要回归圣贤的道统，而且还要回归圣贤的文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韩愈韩愈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诸家作品之长，“宜师古圣贤人”。同时，他还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是其文学作品的灵魂，因而提出了养气论，他说道：“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就是有了灵魂之后，具体的形式已经不重要了，无论篇幅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下都是适宜的。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主张，他认为文学作品都应该是现实的反映，是作者情绪的自然流露。具体的写作技巧上，韩愈强调文章要“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画像
韩愈文章的代表作有《原道》、《师说》、《马说》、《谏迎佛骨表》等，很多都已经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在这些文章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韩愈因对道义的强烈自信而表现出的磅礴气势，带有着非常浓烈的情感色彩。所以宋代苏洵就说韩愈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后人也将韩愈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可以说，韩愈本人很好地践履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当然，韩愈的文章并非仅仅依靠声调的高昂取胜，其论说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说理透彻，有着非常强烈的逻辑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名篇《原道》之中。
韩愈文章的语言凝练生动，用辞准确而又鲜明，既具有创造性和表现力。韩愈不仅善于向古人学习先秦秦汉时期的典雅语言，而且也非常注意结合唐朝当代语言的特点，创造出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语言。韩愈的语言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多韩愈所创造的词汇仍然活跃在现代汉语之中，比如：“蝇营狗苟”、“摇尾乞怜”、“面目可憎”、“垂头丧气”、“佶屈聱牙”、“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