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古琴在士的阶层中得到广泛流传，“士无故不彻琴瑟”。他们都把古琴作为六种必学的文化课目“六艺”之一。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仅长于演奏或爱好“相和歌”等所谓“郑声”，而且还会作曲。这方面东汉初年的桓谭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人物。桓谭既“善音律”，又很会弹琴。他在《新论》一书中极力称赞“郑声”，说“控揭（雅乐）不如流郑之乐”。他还公开声称，不愿弹先秦以来的“雅操”，而要弹所谓“新弄”。史*载，东汉初，刘秀刚当皇帝，曾下令广征贤才。有个人叫宋弘，把桓谭介绍给刘秀。陈秀接见桓谭，委任桓谭当“给事中”的小官，并叫桓谭弹琴。据说桓谭“奏其繁声”，弹了一些民间乐曲或根据民间乐曲改编的琴曲。刘秀听了很高兴，当场叫桓谭参加宴会。这件事却触怒了宋弘。他等桓谭回家以后，就派人把桓谭叫到他家，当面训斥桓谭，说不应在皇帝面前“数进郑声”，并进行威胁，不准他再弹。后来，有一次光武帝刘秀在举行宴会时，又叫桓谭弹琴。桓谭听后，顿失常态。皇帝刘秀很奇怪，问宋弘是怎么回事？宋弘就讲了必须崇雅复古的大道理。结果皇帝刘秀听信了宋弘的话，辙去了桓谭的官职（晋·袁宏《后汉纪》）。这个故事，虽以宋弘的胜利结束，然而事实上在“士”的阶层中爱好“郑声”之风并没有减弱，相反还日益炽烈。有的人利用民间“相和歌”的形式和素材，创作了一些琴曲，如汉末蔡邕的“蔡氏五弄”：《游春》、《渌水》、《坐愁》、《秋思》、《幽居》。魏末嵇康的“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以及无名氏的《神人畅》、《流水》、《幽兰》、《古风操》等等。尤其是在汉代末年，出现了一直到现在都流传的著名琴曲《广陵散》。
琴曲《广陵散》的庞大结构与深刻的哲理性，被后世誉为“曲之师长”，它隐含了反叛精神、悲愤激越的情绪和戈矛*伐的气势，为后世琴家所推崇。当然，也还有许多经典琴曲，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阮籍的《酒狂》等曲，都是在这时期产生和流传的，是我国最早留存的琴曲古谱。从该谱中出现散音、按音和泛音在音高上相一致的旋律，说明当时的七弦琴音乐实际上已用了纯律音阶。
由于文人喜爱古琴，并参与琴曲的创作、整理与研究，故而古琴逐渐为文人的代表性乐器，同时作为文人有修养、高洁秉性的象征。在汉、三国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文人琴家，如：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前118年，西汉辞赋家，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有明显的道家思想与神仙色彩）、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汉朝宗室大臣、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鼻祖）、桓谭（公元前23年—公元56年，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师、天文学家，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蔡邕（133年—192年， 东汉时期名臣，文学家、书法家，精通音律，才华横溢，通经史、善辞赋）、蔡琰（别名蔡文姬，汉末三国时期女性文学家、博学多才而又精通音律与书法）、嵇康（224年—263年，一作223年—262年，三国时期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阮籍（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国诗人、音乐家、“竹林七贤”之首）等等。
古琴作为中国文人的象征，得到文人的推崇，古人谈古必有古琴，若无古琴“新者亦须壁悬一床”。会演奏古琴，是文人“琴、棋、书、画”修养体现的第一位。从先秦起古琴为乐工所奏乐器，而从汉代开始，便成为文人普遍喜爱的乐器了。
六、乐器种类
从秦至汉，这时期的乐器有以下几种：1.琴，是古代重要的乐器、其形制从周代的五弦，至汉代的逐渐定型为“七弦十三徽”，且有“攫(juc)”、“援”、“摽(biao)”、“拂“等各种不同的演奏手法；2.箜篌，有卧箜篌和竖箜篌之分；3.琵琶，在汉代及以后有不同的形制：①弦鼗（亦称琴琵琶），它是由货郎儿叫卖拿的“拨浪鼓”（鼗鼓）形制的发展而成，将拨浪鼓摇柄朝上、装上几根弦，成为简单的弹拨乐器（傅玄《琵琶赋》“序”）；②汉琵琶（由于魏晋间名人阮咸弹得最好，故又称阮咸，简称软），即有四根弦、十二拄的弹拨乐器（傅玄《琵琶赋》“序”）；
③曲项琵琶，曲项，四弦梨形共鸣箱，源于古波斯，原名“barbat，后传入我国；④五弦琵琶，直颈，五弦，体型比曲项琵琶略瘦，随天竺乐传入我国；4.笳，也称胡笳，卷芦叶为之（《文献通义》）；5.角，最初为牛角，后发展成用竹、木、铜制成。有两种：一种长五尺，形如竹筒，体细，末梢大；另一种长二尺，形如牛角（《旧唐书·音乐志》及《文献通考》）。这种乐器由西城传至中原；6.铜鼓，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乐器，平置于地敲鼓，或侧悬于架击之，据学者研究，它可当古代军队里使用的饭锅用，可做乐器；7.锣，铜制，大小不等，从西域传来。6世纪已在中原使用。
七、乐律乐人
西汉时期在律学上也有突出的成就，其中乐律学家京房（公元前77—37年）的三分损益六十律（推律自定为京氏），已大体能解决从仲吕再生黄钟回到本律的问题，但因律数太多，难于付诸音乐实践。而京房提出的“竹声不可以度调”的理论却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