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青釉三足瓷砚，径11.7厘米、高2.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房用具中一般配有砚滴与砚搭配使用，方便磨墨时注水，汉代就有铜制砚滴出现，后有陶、瓷、玉等材质。魏晋时流行蛙、龟样式青瓷砚滴，东晋时期越窑青瓷龟形砚滴，龟首上昂，颈部刻纹，龟背上有圆形的小口可注水，通体施青釉，造型生动，工艺精湛，制作精美。可见魏晋文人不仅仅注重自身形象，对文房器用也相当讲究。还有青瓷水盂，方便濯洗毛笔。笔山、笔筒等后世文房器用情况在魏晋时期的使用情况，由于存世实物少，尚不明确，待进一步研究发现。
南朝青瓷棒槌形水注，高6.1厘米、长1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东晋青釉龟形水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砚在当时除了作为文房器用，还被当作化妆用的“黛板”，配合香薰，用于“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氏家训·涉务》中记载：“梁朝全盛之时，贵友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魏晋时人对美的理解和追求可窥一斑。
四、魏晋时期的纸
以往人们多认为，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但据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造纸术至少早在西汉初期即已出现，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出土纸质地图残片，以麻为原料，纸质较粗，色黄，造纸技术水平较低。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一次飞跃，造纸原料的拓展是造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时期的纸大都以麻为原料，蔡伦时代，增加了树皮和渔网，此后各种树皮纸纷纷问世。魏晋时期发明了桑皮纸、藤皮纸。汉末建安年间出现了著名的造纸家左伯，齐萧子良称其纸“妍妙辉光”（《与王僧虔书》），当时人们称这种纸为“左伯纸”。可惜没有把左伯纸所用的原料和制造方法记载下来。
汉虽有纸，但并不普及，书写材料为简和纸并用。及至东晋末年，桓玄下诏：“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又曰：“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总精令速作之。”（《太平御览》文部卷21）此后，纸张代替简牍，成为朝廷公文的书写载体。纸的推广普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昌盛。但受生产技术限制，纸张多不大，一尺见方左右多见。因书札、写经等都在一尺见方的纸上，文书尺牍由此而得名。这也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形式与风格的形成，传世的晋代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及楼兰出土残纸等即是尺牍的典型样式。
在汉代改进造纸技术的基础上，魏晋时造纸原料日益多样化，纸的名目繁多。剡溪有以藤皮为原料的藤纸，纸质匀细光滑，洁白如玉，不留墨。此外史料记载还有用海苔所造名纸—侧理纸。“张华博物志成，晋武帝赐以麟角笔管，辽西所献也，青铁砚用于阗所上铁为之也，又赐侧理纸万蕃，南越所贡。汉人言陟釐，与侧理相乱。盖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王子年《拾遗记》四库全书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30）还有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30记载“王羲之制榖藤二皮之纸”，又“王羲之少年多用紫纸，中年用麻黄纸，又用张义制纸，取其流丽便于行笔。蔡中郎非流纨丰素不妄下笔”。海苔纸和紫纸，今已不见。从史料记载中可见魏晋人追求书法上的美对纸张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但名纸尚未普及，造纸技术还未到巅峰。
1964年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东晋纸本绘画《墓主人生活图》，纵近半米，横一米余，由六张麻纸连拼而成，是现今所见最早纸本绘画，也可见当时绘画用纸之一斑。
东晋佚名墓主人生活图（局部），纸本设色，纵46.2厘米、横105厘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论述：“晋代已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如吐鲁番发现的晋写本《三国志》用纸。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之后又直接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
染潢是以黄檗汁染纸，以防虫蛀，染过的纸呈淡黄色。因颜料雌黄色同染潢的纸颜色相近，还可以用雌黄色在染潢的纸上涂改，类似现在的涂改液。成语“信口雌黄”即由此衍生而来。还有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晋代《残写经纸》：“此纸白度增加，表面比较平滑，结构较紧密，纤维束较少，有帘纹，纸质较细薄。质量明显提高。”
魏晋时至今已近一千八百年，年代久远，考古出土实物相对较少，我们只能从有限的实物资料和相关的史料记载中去推测当时文人士子们文房用具的使用情况。材料和工具虽然有限，但并不影响他们对美感和艺术精神的追求，魏晋名士们正是用手中的笔和纸，抒写他们对生命个性的追求、对人格美的发现，创造了辉煌历史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