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联合国，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事实上，全球老龄化先发国家在总和生育率下行阶段均进行了一定的政策干预，包括鼓励生育和移民等。对我国未来总和生育率做出假设时，事实上也隐含了相应的政策情形。毫无疑问，若政策干预缺位，未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甚至可能低于各套预测的风险情形。
因此，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积极的人口政策能对总和生育率起到多大的提振作用？作为老龄化先发国家，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日韩与我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人口受移民因素影响较小，韩国曾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日本曾通过政策引导家庭降低生育。之后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两国均转向鼓励生育。总体上看，日韩的政策干预曾在一定时期内（10年）减缓了总和生育率的下行，甚至一度令其止跌回升。但2015年后，两国总和生育率再度持续下行（图15）【注释15】。
图15：日本、韩国鼓励生育政策与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Macrobond，OECD，公开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相较之下，日本的情况总体好于韩国，政策干预以来总和生育率下滑较韩国更为平缓，第二阶段总和生育率回升更为明显，或许部分源于日本政策干预更早、支出强度更大。从宏观上看，日本的相关财政支出力度大于韩国。根据OECD估算，日本政府“家庭和儿童类支出”占GDP比重由第一阶段末期（2005年）的1%上升至第三阶段末期（2021年）的2.4%。韩国政府自2005年开始推出“低生育与老龄社会基本计划”，每五年更新一次，目前已进入第四次计划期（2021-2026）。根据该计划的目标投入粗略估算，韩国在第一阶段的预算支出约占年均GDP的0.58%，第二阶段升至0.85%，第三阶段以来升至1.0%左右。
简单分析日韩经验，启示在于，政策应尽早地有力干预，才有可能提振总和生育率，延缓老龄化发展进程。
中国特征：规模巨大、后发加速、未富先老、结构分化
当前我国已处于深度老龄化社会，相较其他主要经济体呈现出四大特征。
一是老龄人口总量大。联合国估算，2021年我国老龄人口近1.88亿，接近欧洲和北美地区老龄人口之和（2.08亿），占全球老龄人口总量近四分之一（24.3%）（图16），较1990年大幅上升5.8pct。我们预测，中性情形下，2023-2035年，我国老龄人口将从2.16亿大增至3.33亿，增长超五成，年均增加979万，老龄化率将上升超9pct至24.5%。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规模将达4.08亿，老龄化率将升至33%。
图16：中国老龄人口占全球总体近四分之一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是老龄化开始晚、进程快。我国老龄化起点相较主要发达国家晚了半个世纪。主要欧美国家于18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之间步入老龄化社会，包括法国（1850年之前）、美国（1950年）等，日本随后（1971年）。我国于2001年才进入老龄化社会，略晚于韩国（2001年）。相较上述先发国家，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更快（图17），从老龄化社会发展至深度老龄化社会经历的时长，我国仅用时约20年，速度远超法国（126年）、美国（约70年）、也略快于日本（25年），仅略慢于韩国（18年）。老龄化开始晚、进程快这一特征似乎是不少东亚国家的共性，韩国、泰国、新加坡等也是如此。中性情形下，未来我国老龄化仍将快速发展，由深度老龄化社会至超级老龄化社会预计耗时11年，显著快于法国（28年）、也快于日本（13年）。
图17：中国老龄化开始晚、进程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