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海洋环境科学》中《南极生态环境及管理现状研究》的数据，截止2020年，南极科考站数量为80个，而其中常年站仅有41个。俄罗斯的科考站数量最多，有8个，而美国的科研队伍人员最多。
中国涉足南极大陆的时间较晚，1980年,中国两名科学家首次登上南极大陆， 1983年，中国加入《南极条约》，并于次年派出了首批科考队伍。虽然起步晚，但中国的南极科考之路走得又快又稳。
1985年，长城站建设完工，同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2008年，昆仑站屹立于南极内陆冰盖之巅；2018年，中国第五座科考站正式选址奠基。至此，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科考站的数量仅次于美俄两国，人员数量略逊美国一筹。
根据2017年5月“中国的南极事业”新闻发布会报道，截止2016年底，我国在SCI上发表的南极领域论文数量已跃居全球前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关乎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在粒子沉降、地磁脉动、反演古环境、气候变化、臭氧洞等众多科研领域，南极大陆有着得天独厚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极佳环境。因此，对中国而言，南极大陆的战略价值之高再如何强调也不为过。
目前，涉及南极的各类事务大都需要通过六个平台组织付诸实践，分别为：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南极科学委员会(SCAR)、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COMＧNAP)、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 (CEP)、国际南极旅游协会(IAATO)，其中前两者尤其重要。
然而，以上部分平台中我们进入的时间较短，在历史渊源和机制运行的研究方面尚有不足之处。
此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这些平台是否具备足够的力量来应对新兴议题与突发挑战呢？如果协商国之间因为南极外的事务无法在南极问题上达成共识，《南极条约》是否会作出相应的调整改变呢？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我们无意脱离现行的南极条约体系，但已有不少学者对南极条约体系的长期稳定性持有悲观态度，既如此，关注该体系的演变走向并做好相应准备，本就是应有之义。
我们或应加强南极领域的法理研究，积极探索立法范围与路径，努力推动相关理论创新，适时将中国先进的治理经验和智慧推广至南极条约体系中去，为各国在南极大陆的矛盾化解与通力合作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
南极大陆是世界的矿产宝库，是全人类的科研圣地，其权属、开发与治理绝不能诉诸“抢到就是赚到”的粗暴方案，而应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综合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