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又称词余、乐府，分为散曲和杂剧两大类。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随时代变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元曲之所以成为一代文学模式，是与元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统治者改变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对知识分子格外注意打压控制，科举制度为之中断了长达78年之久，元代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之说，知识分子被降到比娼妓还要低微的地位。同时，元代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外来文化的输入，加上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喜爱载歌载舞，统治者排斥诗文，因此以戏曲为代表的市民文学就风涌而起，使得原来以诗文为主的正统文学湮没不彰。诗文作家或不满现实，留恋“不*士大夫”的宋王朝，向往山林隐逸生活；或追求耳目声色口腹之乐，构成了元代文人从愤世、叹世、隐世到玩世的特殊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和市民文化土壤相结合，就催生了市俗化程度较高的元曲。
元曲的特点：一是民间性。主要是表现市民和农人喜怒哀乐的艺术，与圣殿神曲、宫廷诗剧反映达官贵人生活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元曲题材不限于达官贵人争权夺利的家事之类，还涉及士农工商、妇幼老弱各色人等的烟火生活；二是典型性。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多样而复杂。既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又有人间普遍的理想；三是艺术性。既有大悲剧，也有大喜剧。悲喜相互转换、涵融，追求团圆结局。它以唱、做、念、打等艺术硬功，将歌、话、舞、斗紧密结合，虚拟与实演相生，形态与神理兼备。
既然元曲比大部分唐诗宋词更具有民间生活烟火味，那么先来看一下元代散曲折射出来的法律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本意识。民本意识是古代执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思想的根源，是走向民主理念的前奏。元代发生了千年未遇的游牧部族统治农业民族的社会变化，其中最苦的还是百姓。在阐发民本思想的元曲中，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最具代表性：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从秦汉宫遗址经过，目睹早已化为尘土的万间宫殿，心生无限感慨。但同一历史题材的其他作者的感慨，往往都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佛教思想的表露。如元代陈草庵的《山坡羊·叹世》：“江山如画，茅檐低凹。妻蚕女织儿耕稼。务桑麻，捕鱼是，渔樵见了无别话，三国鼎分牛继马。兴，也任他；亡，也任他。”元代赵善庆的《山坡羊·长安怀古》：“骊山横岫，渭河环秀，山河百二还如旧。狐兔悲，草木秋；秦宫隋苑徒遗臭，唐阙汉陵何处有？山，空自愁；河，空自流。”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而张养浩与这些人不同的是，他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作为全曲之眼，深刻体现了民本、忧患情怀。“亡，百姓苦”的道理容易理解。因为刀光剑影的王朝灭亡，带来的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但何以“兴”也是百姓的“苦”呢？这是因为：王朝之“兴”必定大兴土木，像秦王朝兴起时，筑长城，开驰道，造官室，劳役繁重，百姓才出狼窝，又入虎口。“兴，百姓苦”一句，发人所未发，深刻而警策。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不论“兴”“亡”，受苦的都是百姓。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黄钟大吕，迄今余音绕梁。
据《元史·张养浩传》记载，张养浩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天历二年（1329年），因关中旱灾，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以赈灾民。他隐居后，决意不再涉仕途，但听说重召他是为了赈济陕西饥民，就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应命。他命驾西秦过程中，亲睹人民的深重灾难，感慨叹喟，愤愤不平、遂散尽家财，尽心尽力去救灾，终因过分操劳而殉职。他死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先父母”。《山坡羊·潼关怀古》便写于应召前往关中的途中。《元史·张养浩传》说：“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登车就道，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张养浩在“关中大旱”之际写下了这首《山坡羊》。应该指出的是，这首散曲也是对他的同类作品的升华。张养浩途经骊山时创作的一首散曲是：“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这首散曲着眼于土地的得失，意境当然抵不过《潼关怀古》对民间疾苦的揪心。
第二，批判皇权。蒙古人在元朝当了皇帝，这让习惯汉人做皇帝的中原人真正感受到了秦人陈胜说过的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此，这一点歪打正着地使一些人敢于点着过去皇帝的姓名来嘲笑、谩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散曲就是江苏扬州人睢景臣所作的《哨遍·高祖还乡》。
此曲以嬉笑怒骂手法，通过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口吻，把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举，写成了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你本姓刘，您老婆乃姓吕，把你两家的底细从头数：你原来当泗水亭长有点酒量，你岳父教私塾读过几卷书。你曾在俺庄的东头住，也曾和我一起喂牛切草，锄地拽耙。你春天偷采我的桑，冬天向我借了粟，零碎拿走的米麦多不胜数。换田契强秤了我麻三十斤，偿还酒债偷量了我豆几斛。有什么糊涂的地方？账簿里都记着呢，借条都存放着呢！你少了我的钱，却在官差内立刻找还；欠了我的粟，又在税粮中暗地扣除。我说刘三啊，说不定谁会上来把你一把揪住，问你为什么平白无故改名换姓，叫什么汉高祖！”点着汉高祖刘邦的名字骂，揭露他一系列压迫剥削人民的虚伪可恶行径，这在封建专制社会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呀！
1903年5月，《苏报》刊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1903年6月29日，《苏报》摘刊留日学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载湉是光绪帝的名字。清政府认为，两千年来，像章太炎这样对皇帝直呼其名地咒骂，从未有过。因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等罪名将章太炎等人逮捕。还“屈尊”以一原告身份，出席洋人把持的租界里的会审公廨，要求洋人严惩邹容和章太炎，震动了上海滩。笔者过去以为章太炎是有史以来直呼皇帝之名而咒骂的革命家，读了元曲后，方知元朝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已开了先例，再后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民主”精神的光芒，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了。
元曲中的法律意识还有其他内容，限于篇幅，将在《窦娥冤案的形成与平反》一文中再加阐释。
来源：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