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国的骤然倒塌和对德国复仇的渴望让拿破仑又以新的形象重新出现，这次，他是爱国主义的发动机。1870s，帝国惊涛骇浪的亲历者正在逐渐走向坟墓，他们想要讲述自己的一生。大量的作品以一种“圣徒传记”的形式被他们自己或者被他们的后代出版，拿破仑的天才开始重新走入大众视野，例如弗雷德里克·迈松的《拿破仑在杜伊勒里》，人们开始怀念拿破仑的执政功业。除此之外，人们更怀念当年的军事伟业，130个省的法国，以一己之力对抗欧洲的法国。一个曾经无比强大的过去，既能抹去1870年色当的惨败，也能激起法国人民对德国复仇的情感。
这个思路，同样在一战中有所应用，《老师出色的学生》，向法国人民传递了一战的胜利是对过去伟大的延续。而二战中，维希政府因其自身的亲德特色，在他们的宣传中敌人变成了英国人。在这幅《多亏了英国人》中，贞德和1939/1940年死去的同胞都与拿破仑一起被用来唤起法国人对英国人的敌视，让他们认为英国人才是法国多年不幸的罪魁祸首。总得来说，从色当战败到维希政府，拿破仑都是唤起民族情感的要素，但针对的却是不同的国家。
当代政治与拿破仑1930s见证了新马克思主义对拿破仑形象的解读，第一帝国和革命进行了和解。拿破仑成了推动历史运行的“发动机”，他打击了封建体系、宗教制度甚至是君主制，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时代提供了可能。
百日王朝也被视为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预演。拿破仑在58年宪法中的延续，第15条：总统为军队指挥，国防最高负责人；第16条，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等紧急状态下，总统将被授予全权。戴高乐的1958年宪法加强了总统的执行能力，尤其是在共和政体下。虽然总统的职权范围有更为悠久的源头（只说我这里的两个，指挥军队，这个从1445年查理7改革之后，军队就逐渐正规化，国王的军队才是国家的军队；紧急状态下的全权，这个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独裁官，但是后者规定只有6个月。），但是与“共和政体（罗马共和是寡头共和）”的结合不正是波拿巴执政的遗产么？
但是随着68年席卷法国的风暴以及戴高乐主义的最终结束，法国的社会又“躁动”了起来，这时的拿破仑和关于他形象的讨论是为了解答摆在当代法国社会前的问题：为何法国无法建立一个和平、可商量的和合法的政治模式来适应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又为何会有源源不断的危机，排成队的宪法，以及热爱一切权利的民族与蔑视一切权利国家的分歧。左派的答案是民主革命的不完善，它通常都会诞生于民众运动之中，但又被政治和权力精英以理性和科学的名义消除，这种手段恰恰是从拿破仑体系中继承而来的。右派则还是沉浸在“强权”可以用治理手段落实合法性的旧日情绪中，这也是眼下正时髦的史学倾向——由被“曲解的”68精神与从未消散的古老的反动思潮之间激烈碰撞产生的右倾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