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巴黎无产阶级缺乏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没有这样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不可能夺取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不可能巩固并继续前进。当时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还没有出现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在第一国际建立的当年，巴黎就成立了第一国际支部，但这毕竟不是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
其四，无产阶级内部还存在不同的流派，包括主张改良主义的蒲鲁东派、激进主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的新雅各宾派。它们虽然大多支持社会主义，但程度、表现和应对的策略不尽相同。
其五，巴黎基本上是单打独斗。正如列宁所指出，“在法国的一些大城市中（马赛、里昂、圣艾蒂安、第戎等），工人们也作了夺取政权、宣布成立公社和解救巴黎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很快都以失败告终。于是第一个举起无产阶级起义旗帜的巴黎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结果遭到了必然的失败”。
其六，没有发动农民起来支持公社，未能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神甫的影响。公社曾在巴黎郊区散发《巴黎公社致农民书》的传单，但大部分被凡尔赛警察截住了。
其七，没有公布公社已经接收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国家秘密档案。这一重要失误在一般文献和著述中较少提及。在这些档案中“载满着秘密警察、外交官、资本家以及他们的政客们的贪污与腐败情况”。马克思曾经提醒公社*注意这个问题，保存好档案，必要时加以揭露，但是没有引起公社*的重视。
以上诸方面的失误加速了公社的失败。在“五月流血周”开始以后的5月23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说：“我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后来，在总结公社失败的教训时。列宁特别强调了两点：没有没收凡尔赛银行和没有立即乘胜向凡尔赛进军。他说：“两个错误葬送了这一辉煌胜利的成果。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去‘剥夺剥夺者’，没有接管像银行这样一些机构……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它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却力图从精神上感化他们；它忽视纯军事行动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使巴黎起义取得彻底胜利，而是迟迟不动，使凡尔赛政府有时间纠集黑暗势力，为五月流血周作好准备。”列宁接着说：“虽然有这样一些错误，公社仍不失为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伟大的典范。”
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法兰西内战》（以下简称《内战》）是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美全体会员的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经典著作之一。它精辟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概括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特别是用巴黎公社的新经验进一步论证和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体现了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巴黎公社取得胜利时，马克思虽然不在法国，但他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系统搜集和研究关于公社的各种信息和资料。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宣言。总委员会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了马克思。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然后进行定稿工作。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恩格斯说：“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法兰西内战》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揭露了以特罗胥为首的所谓“国防政府”和它垮台后的梯也尔政府的反动本质。
第三共和国建立了以特罗胥为首的、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保皇派联合组成的临时国防政府。但它是一个典型的卖国政府。1870年10月27日，法国莱茵集团军司令巴赞元帅在梅斯向德军投降。1871年1月28日，特罗胥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2月，特罗胥政府垮台，选出以保皇党人占优势的国民议会，梯也尔当选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首先揭露了以特罗胥为首的所谓“国防政府”的本质，指出它防御是假，投降是真。马克思写道：国防政府的*很清楚，“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就在战争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可是，武装巴黎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到1871年1月28日，骗子们终于丢开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极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
接着马克思又揭开了接替特罗胥的梯也尔的老底，指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留给各国人民最深的印象是充当了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罪魁祸首和刽子手。“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马克思指出：“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马克思指出，梯也尔政府深知，为了进行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内战，首先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
第二，记述了3月18日巴黎公社的伟大壮举和梯也尔政府对公社战士的血腥镇压和屠*。
马克思通过具体事实分析了3月18日的巴黎革命。马克思指出，梯也尔十分害怕革命发生，因此必须尽快解除革命者的武装，主要是收缴他们的大炮。梯也尔慌称，国民自卫军管辖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马克思揭露说：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己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有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之内。”于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瓦率领一大群警察和几个战斗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战斗团士兵对人民的同情，这个企图没有得逞”。所以梯也尔也只得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来，说他“宽宏大量地决定让把国民自卫军自己的武器赏给国民自卫军”，并“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叛乱分子”。
马克思对梯也尔政府对巴黎革命者的镇压和屠*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和谴责，认为这是一种“阶级报复”。马克思揭露说，梯也尔竟然公开与先前的敌人——普鲁士勾结起来，对公社进行联合围剿。马克思指出：“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我们所一步步追述的从9月4日这一天起直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卢门为止的这场阴谋，以巴黎的大屠*告终。”
第三，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首先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国家政权的演变，并得出结论说，在君主专制时代，这个政权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把过去时代的所有垃圾都横扫殆尽。与此同时，国家政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所以，“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接着指出，“公社是一个实*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在公社里“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
马克思继续说，“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工人阶级要革命必须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不然便会一事无成。他写道：“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并用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来代替它。现在必须使这一事实成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马克思还谈到了农民。他指出：公社已经声明，“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使法国农民马上就能得到巨大好处”。关于农民问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中有更多的阐发。他写道：“‘乡绅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只要统治三个月，就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起来向他们造反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很快就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道：“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巴黎公社的经验表明，“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而“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这些论述反映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工农联盟思想。由于巴黎公社所处的主客观条件的局限，这一思想未能在实践中得到体现。
马克思还谈到了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性。他写道：“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做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把国际工人协会看作一个阴谋团体，“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最先进的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自然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法兰西内战》最后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