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真的态度，真的是众人心中所想的“满心拒绝”吗？
我们查阅史实，在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著作《慈禧外纪》一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慈禧太后对于光绪帝的变法行为，也有过十分明确的态度。慈禧太后曾交代光绪皇帝：只要变法措施不违背大清朝的祖制，不会损害清朝的权势利益，她便不会阻止其变法。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态度有值得注意的两点：
一个是她赞成变法；
另外一个是她主张在不违背祖制的情况下，慢慢地有节制的变法。
由此可见，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帝后二人对于变法的问题是达成一致的。在慈禧太后这一方看来，也是由于之前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和现实中的清朝正受到内外威胁的两方面原因，最终，在慈禧太后权衡利弊后，同意了变法的主张。
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在1898年6月10日，光绪皇帝令帝师翁同龢起草了变法思想汇总《明定国是诏》，亲自呈给慈禧太后审阅，当然，也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首肯，并于次日正式在朝野颁布，表明了帝后二人变革的决心。
也就这一日起，百日维新运动才拉开帷幕。事实上，慈禧太后是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可是，后来的戊戌政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后、变法运动背后，帝后矛盾升级日益显现：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废除陈旧的科考制度、办理新学堂、鼓励私人工商资本运作、建立新体制军队、废除一些无用禁忌等等。除此之外，康有为心里还怀揣着很多尚未发表的新政，有一些甚至是颠覆性的，比如：制定宪法，让皇帝亲自统帅军队，改年号为维新等等。
虽然，此时的帝后处于不同的政治认知层面，在变法一事上达成了共识，但是，随着光绪帝大刀阔斧的发动变法改革层层深入之后，帝后二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就日益凸显了，最后，慢慢就演化成为了在所难免的现实利益的碰撞。
守旧派不断阻碍着光绪皇帝的改革步伐，为了搬走绊脚石，光绪皇帝下令：将部分迂腐守旧的朝廷命官们纷纷革职。更让慈禧太后无法容忍的是，光绪皇帝任命谭嗣同为军机处大臣，试图架空固步自封的军机处。而后来，光绪帝居然召见了新军统帅袁世凯，试图去抓住大清军权。
在这期间，慈禧太后为了维护自己及部分守旧势力的权益，不断做着各种动作。就在变法进展到第5天的时候，慈溪太后就要求光绪皇帝下了三道上谕，大致意思意是：免去帝师翁同龢的朝廷职务，逐回原籍，凡是新上任的二品以上大臣，都需要在走马上任之前，到皇太后面前谢罪，亲自受命于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使其大权在握。
就这样，帝后二人以及背后的帝后两党，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争夺战。
维新运动，其手段过于激进，矛头曾一度指向了慈溪太后，到后来，居然开始威胁到了慈禧太后苦心经营数十年才建立起来的权力架构，这才是慈禧太后万万无法容忍的地方。后党权力的基础，正是皇权不可触碰的地方，也是皇权最大的威胁。慈禧太后可以在保证自身权益共同体不受威胁下支持变法，而妄图架空她苦心经营的政治果实，这是她绝对要给予反击的。
所以，在当年的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刚刚回到紫禁城，就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之后，开始大规模的抓捕维新党人，一些参与运动的人纷纷出逃海外。而在康有为、梁启超准备出逃海外时，同为运动领袖的谭嗣同，却选择留下来直面面对这次政变。谭嗣同认为：“所有的变法运动，不流血就不可能成功。”所以，他愿意做第一个为变革流血牺牲的人。
其实，如今看来，在谭嗣同这位勇者的话中，隐藏了很多深意，细细的品味之下，就会知道很多变革的无奈和令人痛恨的历史史实。
一方面，谭嗣同深刻、简练地总结了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就是因为：在迂腐的清朝政体结构下，可以为政治改良提供可能性的道路已被层层封锁，路彻底堵死了，所以，按照其他国家的常规变法路线，在清朝迂腐的官员体制下，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没有更多的人愿意为其做出牺牲，那么，改良之路是无法引起国民的重视的，最后，也只会以失败告终。所以说，在清朝，唯有流血才能打开变革之路。
另一方面，谭嗣同用身体力行的方式与清朝的顽固势力进行着对抗，谭嗣同始终被历史评价为：一名勇敢的正人君子，他的改良作风也是十分明朗高尚的，他用鞭辟入里的道理，向世人做着有力的阐述：敢于改革的先行者都是高尚而勇敢的，他们不会躲在别人的身后，关键时刻让他人代替自己承担后果，那样就不是先行者，而是彻头彻尾的阴谋家。谭嗣同的大义凛然，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