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赵狄娜
慈父、知名作家、美食家、生活家……汪曾祺的迷人之处甚多，汪家子女通过生活里的点滴小事，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老头儿更加生动的一面。
作画 作者在家中作画，摄于1994年。图片/摘自《汪曾祺别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汪曾祺和其夫人施松卿合葬在北京西山下的福田公墓，墓碑碑顶保持了原石的天然起伏，这是长子汪朗的主意。石碑正面刻着“高邮汪曾祺”和“长乐施松卿”，背面无字，生平、著作都无交代。去年11月，汪曾祺的长女汪明病逝。今年为他扫墓的是年近七旬的长子汪朗、次女汪朝。
汪朝自带了一个装过洗衣液的空桶，接水时还咕噜噜冒泡，她用自带的刷子，就着水刷了墓碑基座的黄沙。墓碑被清扫干净后，汪朗将一瓶XO从碑顶浇下去，顿时酒香四溢。两人在墓前站好后，叫了一声“老头儿”——这是汪曾祺子女对他的称呼。
慈父、知名作家、美食家、生活家……汪曾祺的迷人之处甚多，汪家子女通过生活里的点滴小事，向我们展示了这位老头儿更加生动的一面。
做父亲，家庭中“没大没小”
1958年，年近四十的汪曾祺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的农业科学研究所。那时候，儿子汪朗还没上学，大女儿汪明5岁，小女儿汪朝3岁，都在幼儿园上全托。妻子施松卿在参加单位的军事训练，不许请假。没人送行，汪曾祺一个人去了沙岭子，一待就是三年多。
在张家口*都是体力活，曾经连体育都要补考的文弱书生汪曾祺，经过劳动能扛起170斤一包的小麦，走上传送粮食的厚木板，“哗”的一下将粮食倒入囤中。汪曾祺从没细说过当年劳动吃的苦，在文章中也是一笔带过。他甚至在散文《随遇而安》中，用调侃的口气说：“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
汪曾祺把一生中最艰苦的劳动改造时期，过得很有诗意。汪家子女的记忆里，父亲在果园耐心地喷波尔多液，形容蓝色的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他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画完一种薯块就把实物放到牛粪火里烤熟、吃掉，甚至非常得意地想，全国能够吃这么多种马铃薯的人，没有几个。他写了小说《羊舍一夕》，还在农闲时候演戏，唱过小歌剧《三月三》，演的是里面的汉奸胡宝才。甚至，他给家人回信，用的是毛笔，还非要用鸡狼毫。初学拼音的儿子汪朗给父亲“拼”了一封信，逼得汪曾祺连忙现学拼音，好写回信。
大女儿汪明回忆，父亲每次回北京探亲，都乐呵呵地背回好些土豆、口蘑之类的特产。他和人们眉飞色舞地讲沙岭子的各种土豆，用家里的烟灰缸做点心模子烤黄油点心吃，还把沙岭子出产的甜菜熬成糖稀，给孩子们解馋。他用茄子馅儿包饺子，最后都煮成了一锅面片汤。甚至，他带回来过两只野兔子，把剥了皮的兔子放在案板上，抡圆了胳膊狂砍一气。兔子还没剁开，就遭到了楼下邻居的投诉：“汪同志，干吗呢?震得我们家屋顶上的灰都落在饭锅里去了!”汪曾祺从沙岭子回来的每一个日子，对孩子们都是难忘而甜蜜的。
小女儿汪朝眼里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慈父，从不对孩子们发脾气。“从小到大，没有教训过我们一句，绝对平等。”汪朝结婚很晚，母亲施松卿为此急得睡不着，父亲汪曾祺却不怎么着急。一次父女聊天，汪曾祺问汪朝，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汪朝不假思索地说：“跟你一样的。”汪曾祺不禁笑了：“那你上哪找去!”语气里混合着几分自得和无奈。汪朝结婚前，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地问父亲：“要是我结婚以后过得不好可怎么办?”汪曾祺的回答不假思索：“那就回来!”这句简简单单的话，一下打消了汪朝的犹豫，她“顿时觉得胆气壮了起来”。
脾气好、性格随和的汪曾祺，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和孩子完全平等。妻子施松卿叫他“老头儿”，三个子女这样叫，就连小孙女汪卉也这样叫。有时候外人来了，家人在言谈间，一不留神也常把“老头儿”冒了出来，弄得人家直纳闷。
这种“没大没小”，也是汪曾祺一直倡导的，他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说“我觉得一个现代化、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
儿女们成家后，回来团聚成了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随和厚道的汪家人都不欢迎客人。有时候，汪曾祺糊涂记错了日子，有约稿的编辑上门，一定会受到全家大小不友好的白眼。等客人走了，汪曾祺还会遭到大家的一致怒斥。汪曾祺辩解再三，会忍无可忍地用手比成两把手枪的样子，对着家人“砰!砰!砰!”几声，然后在一片笑声中落荒而逃，去睡午觉了。
过日子，爱吃又会“忽悠”
众所周知，汪曾祺爱做菜，用女儿汪朝的话说，“我爸在家里除了做饭别无所长”。
他讲究口味、火候，而且刀工也很棒。汪朝说他做的麻酱拌腰片用平刀片得飞薄，入口极脆嫩。他切肉丝，切得不粗不细。他会做煮干丝、拌菠菜泥、扦瓜皮、冰糖肘子、炒鳝糊、干煸牛肉丝、炒干巴菌。他在选材、配料、烹饪上都尽量依照当地风味。他出差云南，带来的特产是一包鲜嫩碧绿的豌豆尖。在北京住久了，他喜欢上了老北京的麻豆腐，每次做必须用羊尾巴油炒，配上刚冒出嘴儿来的青豆和干辣椒。汪朝记得，“这个菜最后往往倒掉，因为基本上只有他一个人吃。”
汪朝还记得自己同事来家里时，父亲在厨房忙活了半天，最后郑重其事地托出一盘蜂蜜蘸小萝卜来，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满了牙签。这道奇怪的“果品”没人动，她向父亲抱怨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呢，谁吃不值钱的小萝卜啊。汪曾祺觉得很奇怪：“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
汪曾祺讲究吃，和故乡高邮不无相关。跟随父亲回过高邮的汪朝感慨道：“高邮菜真好吃，高邮人真是讲究吃，食不厌精。父亲做的那些菜，拿到高邮来可坐不到头几把交椅。父亲从家乡得到了特别发达的味蕾，爱吃、会吃，各地的风味特色他都要尝试一下。其实他更感兴趣的，是美食后面的风俗习惯、地理人文等文化现象，这和他的文学追求有间接的关系。我母亲一辈子都不怎么会做饭。父亲做菜是责任，也是乐趣。我们喜欢吃什么，他都知道，看着我们吃他做的菜，他常常会露出一种满足的表情。”
子女们的记忆里，汪曾祺每天早上给自己煮一碗挂面，虽然没几根面条，但照样要精工细作。先卧个鸡蛋，溏心的，然后把剁细的葱、蒜、榨菜末、虾籽、郫县豆瓣放入碗中，加酱油、醋、香油、味精、胡椒粉，再兑一些开水，米放入煮得的面条即可。时隔多年，汪朝都记得面条的味道。“我们在他碗里尝一口，觉得好吃极了。星期天要求他给每人都做一碗，不行了，远不如他平时做的味道好，像是从精品变成了粗品。他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汪曾祺还爱逛菜市场，他说过：“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一次搬家，到了新家的胡同口，早市还有一会儿才散。他捧着一盆水仙花，挤到肉摊前大声问：“猪心多少钱一斤?”急得忙着搬家的子女们一把把他拽回来：“老头儿，家里的冰箱还没运进来呢，别瞎买!以后天天都有早市。”搬完家后，汪曾祺每天拎着一个脏兮兮的菜筐去买菜，饶有兴趣地四处看看。买菜以外，他还买过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一个三块钱的放大镜，一尊一块钱的香炉(当烟灰缸)、一对不知多少钱的小瓷罐，有一回还抱回一个玻璃鱼缸和用塑料袋装着的两尾金鱼，放在病中的妻子床头茶几上给她解闷。他见过好玩意，买这些不值钱的小东西，目的很单纯——好玩。
汪曾祺喜欢花鸟虫鱼，写过一篇散文《草木虫鱼鸟兽》，但根据其子汪朗回忆，他只是“会忽悠”。汪朗曾在采访中吐槽父亲：“他文章里写得都挺有味道的，但实际生活中，他都做得不怎么样。他写了很多草木虫鱼，但实操水平是很差很差的。比如说养花吧。我们家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花，不像他写的老舍先生，一下养几十几百盆花，自己很精心地侍弄。印象里，原来就是大概每年要买一盆花，就是入冬的时候买一盆兰花，也就三五块钱，但从来也没开过。兰花刚来的时候，叶子还挺长，养两天尖儿就黄了，他就拿剪子剪下去了，越剪越短，养到最后花的命运就是枯萎了，我家花的命运都挺悲惨的。”母亲施松卿养花技术也在被吐槽之列，汪朗亲眼看到过，老太太用泡过假牙的水浇花。“那花也是有感情的，你这么对它肯定得死。”
其乐融融 作者一家在北京中山公园。图片/摘自《汪曾祺别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当作家，心怀温情和悲悯
60岁开始重写小说的汪曾祺，名气大了后，没有脱离生活，没有忘记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他跟最基层的老百姓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把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都写到了书里。但他并不总是冲淡平和的，遇到不平之事也会拍案而起。
汪朝回忆：“当时我们楼里一个开电梯的小姑娘被一个住户打了，我父亲非常生气，认为应该让打人者道歉。汪曾祺拉了两个老街坊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事最后没有结果，因为打人的是一个蛮不讲理的愣小子。父亲把这件事写进散文《胡同文化》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汪曾祺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
汪曾祺很喜欢两句宋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的身上一直充满着善良、悲悯和人文精神。汪朝说：“他的平民意识除了来自于自身性格和家庭影响，还有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受到的民主、自由风气的影响。父亲虽然是个老作家，创作跨越现代、当代两个文学领域，但他从不以‘老’自居，思想一点都不保守，他在文学界有很多年轻朋友。他给一些他认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写评论、写序，为他们推介。他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为他们开路。父亲的文化底蕴、文学修养我们是望尘莫及的，但他和母亲那种心境平和、待人平等，不以己悲、不以物喜的生活态度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
汪曾祺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名篇《受戒》《大淖记事》曾深深影响着一代人，清新的文风开创着一个时代的先河，作品字里行间展现了高邮的水乡风光。实际上，汪曾祺19岁离开家乡，再回乡已是61岁的老人。在生活中，他很少谈到高邮。只有从他的作品中，子女们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
“父亲的记忆力惊人，小说中的一些精微细腻的描写，非常生动准确。40多年后写出来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差分毫。而且汪曾祺不善于虚构，他的人物、事件都是有原型的。这让一些家乡人也觉得不可理解，所以有人问，他是不是老带着个小本本，把什么都记下来。其实父亲是个很马虎的人，很少记笔记。父亲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写家乡的。最精彩的多在这一部分。有一些题材，他年轻时写过，到了老年，对人生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又重新写，他对家乡充满了感情。可以说，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和了解高邮的，是汪曾祺。”汪朝说。
在家里和孩子们聊天老被“挤对”的时候，汪曾祺会不服气地嚷嚷：“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可孩子们笑得更厉害了：“老头儿，你别臭美了!”汪曾祺也不生气，他会跑到自己那间只有八九平米、到处堆着书和稿子的书房兼卧室里。这间陋室，是他写作的天堂，身处其中时，他恬然而满足。
去年是汪曾祺诞辰百年，汪家兄妹也度过了忙碌的一年。头发渐白的汪朗，眉眼像极了父亲，他参加了很多纪念汪曾祺的活动，接待了更多关注到汪曾祺、喜欢汪曾祺的人。爱汪曾祺的一群出版人、专家、学者，花费了一年多，打磨出了一套轻薄漂亮的集子——《汪曾祺别集》，他们请汪朗担任这套书的主编。
书送到汪朗手上时，他摸着书皮上的马蒂斯剪纸，说：“父亲如果在世，看见这套书一定也很满意。”他露出和汪曾祺一模一样的笑容，让人觉得那个好玩的老头儿又回来了。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9月下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