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题字
1937年，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乱，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633人4度迁校，途经浙、赣、湘、粤、桂、黔6省，行程两万六千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浙江大学在迁徙的过程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打开，按时上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在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浙江大学这场长途跋涉与当年的红军长征多有交集，史称“文军长征”。颠沛流离、科研成果丰硕的浙江大学，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竺可桢也因此成为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被尊称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1938年暑假，由于日寇轰炸，浙大正在西迁转移的过程中，在桂林考察的他接到仍滞留在江西泰和的妻子患痢疾的电报，当他在浙大的长堤上，他只见到等候在那的大女儿竺梅，竺梅告诉他妈妈好些了，但“衡（幼子）没了”。回家强忍悲痛，抚慰已病危的夫人，然而由于战争，医疗条件太差，张侠魂也不幸逝世。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子丧妻，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了《挽侠魂》等诗多首。
竺可桢一家四口
竺可桢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有一天，在联欢会的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竺可桢感到不妥当，于是说：“同学们，‘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大家一听，哄堂大笑。
竺可桢曾还在一年新年之夜，全家吃发了霉的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总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
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早年主持建造的南京北极阁气象台，成为中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扬地。
南京气象台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万字，令人叹为观止。“文革”期间，由于*的保护，竺可桢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冲击。
1974年春节，竺可桢因肺气肿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2月6日，他用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日记。第二天凌晨，竺可桢去世，享年84岁。
“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竺可桢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竺可桢拥有的正是这种有这种贯穿于一生的幸福感，不管是在早年流亡路上，还是晚年身处动乱，他始终以一名科学院的本色，奋力奔走在永不止息的“求是”路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