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首辅张居正）
首先：第一个时间点，万历新政张居正改革。
无论水稻改革也好，萨尔浒之战也好，都发生在万历朝，发生时，张居正已然仙去。那么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无法两大类，第一考成法，第二一条鞭法，之后一系列改革都以这两大基本法为根基。
考成法：主要解决，制度和吏治问题，将追责制度化，责权义务划分，干得好有赏，*坏有罚。其实道理很简单，但在改革之前，明朝吏治却是一塌糊涂，原因吗也很简单，赏罚不明，责权无序，口号官员多，做事官员少。
一条鞭法：看上去解决的是经济领域问题，将丈量田产，杜绝偷税*，提高政府效率，整顿后，一直穷的叮当响的明朝， 有钱了，有胆了，才有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好了，这两个法律的颁布施行，让明朝气象焕然一新，俨然有中兴之势，但为何仅仅几十年后，就又陷入死循环还越陷越深死翘翘咧？
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惯性产物，而这种制度性惯性，又要上溯数个时代去解读。
（繁荣的宋朝）
第二个时间点：宋元明更迭。
元灭明兴，算华夏复国过程。
新兴朝代，都会有一段思想混乱期，这混乱根源，则和前朝执政风格有关。
因此中国历史上会有不少朝代衔接情况出现，比如汉承秦制，唐追隋制，清承明制，这其实都算汉文化自然承接，因为文化的内核和精神多少相似。特别是清随明制，属于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稳固而施行的聪明抉择。
但是，明朝却是没办法随宋制的，原因简单。开国者不同，制度也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中间横*一个元朝。
宋朝开国者赵匡胤，是崛起于五代十国战乱之中的枭雄。
但赵大还有个身份就是北周继承人，而北周王朝的开国者郭威，柴荣都有个除了武夫之外的身份，那就是商人。
(宋朝海外贸易）
一个王朝的建立者，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基因。
当王朝开国者身份不同的时，他们的执政风格也不同，北周郭威和柴荣都曾做过商人，深知商业对国家税务影响，也明白商业繁荣对于国家重要性，由此才有一个传统农业国中的另类，商业化的宋朝出现！
宋朝的商业繁荣无需多说，看看千帆出港就知道了。
正因有钱，宋朝吏治才会相对清廉，当然贪官污吏也有，不过还在可控范围内，原因就在于高薪养廉，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之高历朝历代首屈一指。有了高俸禄，加上重文抑武的政治氛围，宋朝文人地位空前提高。话语权不断放大，最后形成了一股可与皇权抗衡的势力，官僚集团。
（明朝完全不同）
这算是制度性推导引申到政治领域产物，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必然，当掌握国家经济的主体，成了一个阶级时，他们就能掌控这个国家。
同样，引导这一切的赵宋王朝，也用“官家同士大夫共治天下”， 将两个阶级捆绑在了一起，才有了宋朝崖山海战的风骨出现。
随着而来的也有儒家的哲学化、工具化、泛道德化，士大夫占据了舆论主角。（限于篇幅不能多谈，可参看之前文章：https://www.toutiao.com/i6771003767430054411/
这样的朝代灭亡了，代替宋朝的则是元朝。
实事求是的说，元朝是一个挂着正统王朝名号的游牧民族政权，这个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既存汉法,又行国俗”（孟森语）
这话的意思就是，表面看，这是一个施行儒家治国的国度，他们有科举有官僚，有行政衙署，可却用游民民族的规则掌控整个国家，俨然一个四不像。
该有的国号都有，政治上的表面功夫做的很到位，但实质上，却是用游牧民族的套路管理汉地，从未有真正汉化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