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罢黜“贪腐无律”、“政令不达”和“年迈病弱”者，精简冗员，惩恶扬善。他任命得力官员出任地方知府，并选派巡抚治理赋税重地。同时，他优化官员选拔制度，实行保举和欠任，保证政务清明。另一方面，他出台减负安民措施，如蠲免税粮、救助流民、赈灾救灾等，稳固明朝江山。
明宣宗尊崇德治，兴利除弊，延续了明仁宗的惠民政策，实行重农抑商，严禁贪污受贿，停战息兵，休养生息，使明朝国泰民安，经济日新月异。国家实力达到顶峰，成为历史上的“仁宣之治”。然而，明宣宗兴趣广泛，擅长书画，其画作流传至今。此外，他创立内阁教导宦官读书，为后期的宦官干政埋下隐患。
由盛转衰明英宗朱祁镇登基，谓之正统，张氏与三杨把持朝政，燕京风华初见。1442年，张太后薨，太监王振独掌大权。源起太子宫的王振，受太子朱祁镇信宠至深，朱祁镇即位后，擢升他为首席太监，掌管全部奏章，也成为正统帝最亲近之人。1449年，老臣“三杨”离世，王振愈加跋扈，撤下太祖严禁太监干政的铁令，举国尊其为“翁父”，英宗待他倍加信赖。王振内外把控朝廷七载，积攒金银六十余库。
明朝流民危机愈演愈烈，打击了基层里甲的控制力。政府为了攫取更多银两，而压榨矿工，实施山区封锁，激起叶宗留、邓茂七等人起义。正统时期，明朝和麓川一战，英宗和王振调动了数十万兵力，使得北方蒙古瓦剌的防卫空虚。
蒙古各部在明朝战胜元朝后，经过休养生息逐渐壮大起来。其中，瓦剌部落最具影响力，已成明朝边境的大患。对于瓦剌的威胁，朝臣们建议加强军事准备，改革兵制，但都遭到了王振的拒绝。正统十四年，也先展开四路进攻，明朝军队由于多年废弛，节节败退，仅一个月便丧失了土木堡。王振为邀功讨宠，执意亲征，结果明朝军队在土木堡惨败，士兵伤亡过半，英宗不幸被俘，王振则遭乱军所*。土木之变标志着明朝由盛转衰。
土木堡败后，于谦扶立明代宗，改元景泰，擢升为兵部尚书，固守京师并整健边防。瓦剌大军压境，于谦率军迎敌，屡破强虏，迫使也先退军。明朝在北京保卫战中得胜，于谦加固边防，拒求议和，翌年屡挫瓦剌的侵扰。
夺门之变继位之后，朱祁钰积极应对国内外危机，如广开言路、求贤若渴，重用贤臣于谦，整顿吏治。在军事上，成功抵御瓦剌进攻，重整京城卫戍部队，将冗员贵族和宦官革职。废储朱见深，立其子朱见济为太子，然而见济夭折，代宗未再立太子，由此引发英宗与代宗矛盾。1450年，也先释还英宗，代宗不愿迎驾，将其囚禁南宫，矛盾进一步激化。
1457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发起政变，拥立明英宗复辟。他们控制东华门，立英宗为帝，废代宗为郕王，并逮捕处死于谦。英宗复辟后，实施新政，废除殉葬制度，但后因内斗，流放徐有贞，诛*曹吉祥等人。
1464年，英宗驾崩，太子朱见深继位，更名为明宪宗，定下年号成化。初登大宝的宪宗面临两场政治震荡：河南流民刘通、石龙在房县（今湖北）举事，集结数万兵马，宪宗派官兵平叛，迅速歼灭了叛军，刘通被斩，石龙逃入四川；大藤峡叛乱，宪宗同样派遣官兵进行打击。在宪宗执政期间，他任用阁臣李贤等辅佐政务，对夺门后的政策加以修正，获得朝野拥戴。宪宗为于谦平反，重设景泰帝尊号。然而，随着李贤离世，宪宗宠爱长他十七岁的万贵妃，独宠宦官汪直、梁芳，朝廷政治陷入懈怠，奸邪专权，西厂横行，社会民生凋敝。宪宗甚至直接任命官员，即为传奉官，导致官员腐败横行，直至孝宗时期才得以整顿。
成化十年（1474年），朝廷昏聩无光，无人敢进谏。到了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刑科给事中李俊冒死进谏，直指时政六弊，使得宪宗罢黜方士李孜省；但他对此类进言极为反感，私下将60多位谏言大臣的姓名记录在墙壁上，伺机贬谪。当时，京城朝廷中宦官当道，官吏贪腐，百姓生活困顿。
弘治中兴1487年，明朝宪宗驾崩，慈孝太子朱祐樘登基，史称明孝宗，年号弘治。他采用了一套精明的政策，号称为“更新庶政，言路大开”。明孝宗开始罢黜一批成化时期的奸邪冗官，精心选拔治国栋梁，将宪宗信奉的贪污小人全部辞去。大量启用正直的人才。他制定法规制度，重新审定盐法，废除所有恶习，使政治清明，被誉为“中兴令主”，这段时期被称为弘治中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