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
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就是加强集权。他经济上废除了公社残余的井田制，推行了土地私有制，也就瓦解了贵族的经济基础；废除分封制，推行了郡县制，使得地方垂直控制于君主的手中；实行“一法而治”，也就是废除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加强了君主和国家的权威；废除旧世卿世禄制，推行军功授爵制，也就是将贵族世袭的权力取缔了。这些政策，使得秦国的贵族势力遭到了惨重的打击，而君主的专制得到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也就有利于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也可以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战。
郑国渠
商鞅变法的另外一个核心就是“一民”政策，也就是严格控制平民的生产、生产、思想。“一民”的方法在于操纵赏罚的杠杆，“开必得之门，明必死之路”，通过一些非常手段来引导百姓顺从。“赏”是利用民众的功利心理来进行诱导，“罚”就是使用强制措施进行禁止。农战政策就是“一民”政策的具体体现，他想规定百姓必须从事于农业或者战争，严厉打击工商业、娱乐业等。通过参战，可以得到了更多的物质、权力奖励。为防止百姓偏离“一民”轨道，就出台严刑峻法来限制。农战政策一是提高了秦国的粮食产量，二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秦国的国家基本为农业和战争服务，演变为战争机器。
秦法
商鞅被车裂之后，商鞅制定的制度和法令得到了长期的贯彻和执行。直到秦始皇建立了秦朝，其基本的政策依然沿用了商鞅制定的政策。《史记》给了商鞅变法十分肯定的评价：“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不过这种所谓“秦民大说”乃是变法最初的带来的效果，这种政策长期推行必然带来“天下苦秦久矣”的反面作用。
和秦国相比，关东六国的改革就显得不那么的彻底和激进了，其中齐、楚两国保留了大量的分封制残余，国内的力量难以统筹。根据考古发现，关东六国的墓葬从君主到平民呈现几个等级差距，而秦国的墓葬则是君主墓葬独大，这恰恰反应了东方六国的君主权威还未达到高度的集中。如楚国，吴起变法严重威胁到了贵族利益，最终被处死，变法也被废除。战国中后期，“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等封君，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威，甚至高于君主，这就是分封制残余代表。
三，国家政策的连贯性和持续性在君主国家，君主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这方面，秦国无疑是相对幸运的，秦国从秦孝公开始，经历的惠文王、秦武王、昭襄王、庄襄王、秦始皇都是十分出色的君主。这也就是避免了秦国在某一代出现崩溃和大面积腐败的局面。这一点，东方六国就没那么幸运了。楚国从楚怀王开始，基本都是昏庸无能之君，齐国从齐愍王开始就基本是庸君，魏国只有战国初期的魏文侯才算一带雄主，之后的君主严么昏庸，要么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而燕赵出色的君主只有燕昭王和赵武灵王。
秦孝公
国家的君主没有远见，不仅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也导致外交政策的不稳定。秦国强大起来后，形成了“合纵”和“连横”斗争的局面。“合纵”就是关东六国形成联盟共同对付秦国，“连横”就是秦国拉拢东方一国来破坏“合纵”。在初期，合纵多次显示出了力量，前296年，孟尝君联合齐、魏、韩三国伐秦，秦国被迫归还侵占的土地。但是合纵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坚持，后来楚国背叛联盟，导致齐楚联盟破灭，楚国被齐、秦两国进攻，实力衰落。此后的合众都是不成气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