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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听从长辫的劝告，仍然在学校坚持着。
中午放学回家后，母亲给我熬了一碗姜汤，放了点儿红糖，趁热喝了下去，然后盖上大被子发汗。
正睡得迷迷糊糊，母亲喊我该上学了，我一机灵醒了，浑身都是汗。
一瞅北墙上的挂钟，哎呀，还差七分钟就上课了，我一咕噜爬起来，也顾不上擦汗了，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便往学校里跑。
出了大门口才知道，下午变天了，天空昏暗无光，小冷风“嗖嗖”地吹在身上，直直地钻入骨头里，呲得脑瓜门子像被猫咬了似的疼。
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还好，老师还没到。
当我坐在凳子上大口地喘着粗气的时候，才发现两腿发软，心跳加速，刚刚跑出的一身热汗此时已经变得冰冷。
潮湿的衣服贴在身上特别地不舒服，又粘又凉。
整个下午都觉得飘在半空中，上下眼皮不停地打架，老师讲的课一点儿都没听进去。
要不是长辫在旁边几次推我，估计会一直把课堂当成我家的热炕头。
晚上放学后，我的感冒进一步加重了，头痛欲裂，身上冷得就像掉进了冰窖，牙巴骨不受控制地“得得”。
哥哥跑到东街的大队医疗点儿，找来大夫号了脉，测了体温，高烧三十九度多。
晚上勉强喝了一点儿小米粥，便躺在了炕上，母亲给我口服了大夫开的药，又拔了一阵火罐子，恍恍惚惚地进入了梦乡。
一晚上的梦不断，也很奇怪，在梦里我会腾云驾雾，也会飞檐走壁了。
一会儿在塔子山上飞行，一会儿在营子西边的庄稼地里穿梭，一会儿又在南河套里戏水，一会儿又在学校的操场上追逐玩闹。
整整一个夜间，做梦不断，次日早上脑袋疼痛越发厉害了。
母亲说我一宿都没好好睡觉，抡胳膊打把式，不知道把被子蹬了多少次，含含糊糊的梦话说了一晚上。
为了照顾我，母亲一宿没睡，一会儿为我盖好被踢走的被子，一会儿用湿毛巾擦拭我滚烫的身子，用新棉花蘸水滋润我干裂的嘴唇。
第二天便没能去上学，土法无效的情况下，只好去医院，医生说是病毒性重感冒，除了吃药，还要打针。
记得打的是退烧的安痛定，消炎的青霉素和链霉素，连打了三天。
屁股打针的疼痛令我记忆犹新，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偶尔想起来还会没来由地感觉到屁股的痛感。
那次感冒被打针的经历尤其记忆深刻，因为给我打针的护士就是我们西街一个小队的，我王姓同学的姐姐。
虽然王护士长得很温柔很面善，可她打针时下手的狠劲令人不寒而栗。
拿针管配药时，她的嘴唇紧抿着，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狰狞，没等打针，患者的心理就开始紧张了。
打针的那一刻，她不像别的护士那样温言软语，让你放松，而是手拿酒精棉签在屁股上使劲地擦拭，边擦边嚷:“紧张啥，不知道放松啊。”
冷冰冰的语气，能让人放松才怪了，只能加剧人的紧张情绪，屁股崩得更紧，使得肌肉更僵硬，从而导致针扎入肉的时候更疼痛。
在推针管药液的时候，她也不像别的护士那样，缓慢地一点儿点儿推动，而是一下子就推到底，屁股的痛感成倍地放大。
很不幸的是，我打针的这几天都是她当班儿。
听到前面打针的小孩子哭得撕心裂肺，看到前面打针的大人疼得呲牙咧嘴，我也紧张得不行。
但轮到我打针的时候，我使劲咬着牙，两手攥得紧紧的，伴随着针扎的痛楚，心里默默地咒着王护士:“算你狠，你将来一定找个暴力男，天天揍你，揍你个鼻青脸肿，揍你个满地找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