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风情线
制茶现场
天水家马鼎
天水家马鼎铭文
陇南自古及今一直是连接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冲，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片秦巴山地与岷山山脉、黄土高原交会过渡的大地上，“马”与“茶”两个文化元素书写并留下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从秦人养马场到西北闻名的骡马市场
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最早的始祖马在五千六百万年以前就生活在北美洲大陆上。大约在六千年前，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马成为人类的“朋友”。从此之后，马作为典型的役使家畜，广泛用于挽车、载重、骑乘，在劳动、交通、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直到工业革命之前，马一直为世界多民族的主要畜力，以至于“马力”成为后来功率的基本单位名称。特别在冷兵器时代，马作为高端的战争装备，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汉书·马援传》)，扮演着战争机器的重要角色。检索陇南历史，马留下的文化信息极其丰厚。
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秦人养马起家，西汉水流域是他们建国创业的始发之地。据《史记》记载，秦人远祖名叫伯益，擅长畜马、驯马、用马，秦人是马文化传统较为久远的部族。大约到商朝后期，秦人后裔中潏就已经“在西戎，保西垂”，西垂就是今天以陇南礼县大堡子山及周边为中心的西汉水流域，当时这里的山原、河谷水草肥美，气候温润，特别是域内盐官地区盛产井盐，“城内卤池，广阔十余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时不涸，饮马于此，立见肥壮”(《西和县志》)。由于马能从水草中不断补充必需的盐分，秦人的养马特长在此得到尽情发挥。到西周中期，秦人非子更擅长畜牧，是出色的养马专家。周孝王闻听后，把他“提拔”到汧渭之间(今陕西宝鸡以西汧河与渭河区域)负责给周王朝繁殖培育马匹。非子干得风生水起，他养殖的马匹体格强健，耐力持久，非子深受周王室器重，封为“附庸”。按理来说附庸应附于诸侯，但非子却直接附于周天子，专门为周王室养马，至此秦人真正走上崛起之路，到秦襄公时成为诸侯国。秦人苦心经营三百多年，直到后来东进关中一统六国，西汉水流域始终是他们的祖地和战略后方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礼县永兴乡出土了两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一件青铜器的盖表面、腹上部各阴刻篆隶书十三字“天水家马鼎容三升，并重十九斤”，另一件鼎盖表面阴刻“天水家马鼎容三升，并重十斤”。这两件青铜器铭文中的“家马”二字，成为这一带养马业繁盛的重要佐证。家马应该是秦朝的机构，虽然秦朝的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汉代有述，汉随秦制。《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太仆，秦官，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挏马。”可见，家马应该是秦朝专门饲养马匹的机构，负责该机构的官员曰家马令，专为皇帝(王上)培育、选择、饲养和训练个人在各种场合专用的马匹，家马鼎是为马添加谷类、豆类饲料的量器。
如果说商末进入西汉水流域养马的秦人属于外来族群，而世居陇南的土著民氐羌人也在畜牧业上颇有建树。《魏略·西戎传》记载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豕(猪)、牛、马、驴、骡”，好多氐族部落以白马为图腾。而古代羌人也是由多个不同族群组成的游牧民族，其中生活于陇南的宕昌羌在南北朝时建立过宕昌国，他们和生活在今文县的氐人培育的西垂马成为两宋朝廷用于抗金战场的“秘密武器”。《宋史·兵志》载：“马分为二：一曰战马，生于西垂，来自宕昌、峰迭峡(今舟曲境内)、文州(今文县)；二曰羁縻马，产西南，短小不及格。”
清康熙四十四年(1746年)，因清军不喜欢用西北马而解除了民间骡马交易的禁令，之后，在盐官地区迅速形成闻名遐迩的西北骡马交易市场。从清朝中后期到上世纪80年代末，盐官一直充当西北地区“骡马集散地”的角色。据《礼县志》(1999年版)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陇南一带战事频仍，经济凋敝，有关盐官骡马交易数据方面的记载比较少。从1952年开始，盐官每年都召开以骡马交易为主的物资交流会(当地又叫骡马会)，交易畜远销陕青宁及晋鲁豫皖等地。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牲口交易盛极一时。1979年至1983年，盐官骡马市场每年大致要提供4万余头商品畜，交易额达1000多万元，基于此盐官一度被列为甘肃大家畜繁殖基地。
盐官能成为“名震西北”的民间骡马交易市场，究其原因，一是这里适宜发展畜牧业，是养马的最佳区域之一，秦人在此起家使得养马“优势”天下悉知。一直以来，在盐官周边一带喂养的骡马体型好、毛色亮、耐力强、能拉善驮，既是冷兵器时期的“国之大宝”，也是农耕时代人们青睐的“劳作工具”，在优势资源富集地形成交易市场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其次，盐官盛产井盐，因运盐而形成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和经过长期积淀营造的商贸氛围，使骡马商贩能降低成本，减少经营风险。
陇蜀茶马道与茶马互市之地
茶马古道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茶叶交换马匹为主要内容的商贸通道，它是亚洲大陆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之一。一说起茶马古道，人们总是先想到西南地区，滇藏道、川滇道、川藏道、岷山道很容易进入专家学者视域。其实，陇南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分布区域，史料多有记载，境内也发现大量记录茶马互市内容的碑刻。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唐贞元末，朝廷为扩充军队巩固边防，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番地又急需茶叶，鉴于这种互补需求，朝廷适时设立边贸市场，用茶叶换取番地的马匹，开茶马交易之先河。番地对茶叶的需求量极大，“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明史·茶课》)，所以唐宋以来，朝廷实行以茶换马的法律制度，直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营茶马交易终止，但民间茶马互换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宋明茶马交易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陇南在历史上是川茶北上后换取马匹的必经之地，在当时全国茶马交易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朝廷设在陇南的茶马场、卖茶场、批验所和巡检司等场所和机构，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居全国前列。研究蜀道的学者程文徽先生认为，川茶一般从成都启运，北上集中到汉中与当地的陕茶分别进行加工后再运到陕西略阳，然后进入徽县，要么运至秦州，以此为集散地分运到陇右、内蒙古以及关中各地，要么直抵陇南各茶马场。陇蜀茶马道承担了四川、陕西、湖南等地同甘肃、宁夏、青海及内蒙古等地茶马交易的主要任务。
陇南地方史志办主任罗卫东先生也撰文说，陇蜀道在宋代茶马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代是我国历史上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也是陇蜀道最兴盛、最繁荣的时期，陇蜀道承担了运送茶叶和输送马匹的主要任务，是当时最重要的茶马商道。两宋时期的战马主要通过陇蜀道供给，最高纪录是一次向前方军队供给三万匹马。为此朝廷在阶州(今武都)、成州(今成县)、文州(今文县)、宕州(今宕昌)、西和州(今西和)设有茶马场，由国家直接管理进行大规模的茶马交易。据现存成县的宋《世功保蜀忠德碑》记载，“置互市于宕昌，故多得奇骏。辛巳(公元1161年)之战，西路骑兵甲天下”。南宋朝廷曾一度下令停止茶马交易，致使军中无战马，负责陇南防务的吴挺多次上书：“马者，兵之用也，吾守罢去，不忍一旦误国军事”。最后，朝廷下令恢复茶马交易，大量战马又源源不断输送到南宋军队中。
罗卫东先生还考证说，位于秦州与徽州之间的火钻镇(今徽县高桥乡火钻村)为明代巡茶御史的官署之地，这里常年居住的运茶脚户有百余名，是当时全国茶马交易的管理中心。巡茶御史是朝廷直派的官员，负责监管全国养马苑圉和茶马交易。陇蜀道不但是历代重要的一条茶马道，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由官方监督管理的“以茶易马”的茶马道，保证了两宋、明朝战马的供给，其他地方的茶马道只是贸易道路。而宋、明两代对茶马交易管理非常严格，官府在道路沿线设立有各类管理机构，向茶叶商人颁发类似于营业执照的“茶引”才能进行茶叶贩运。为了防止私茶流入番地，对犯法者严惩不贷。
陇蜀茶马道有两条主干线路：南线为阴平道。阴平道早在汉晋时已经是阴平郡境内之陇蜀通道，三国时魏国大将邓艾经阴平道伐蜀成功更使其天下皆知。阴平道南起成都，经江油、平武、青川、碧口、文县、武都、宕昌、岷县、卓尼，直达临潭(古洮州)，同时，碧口到成都还有经白水、昭化的水路。北线为祁山道。祁山道的支系较为庞杂，大致线路从天水开始，经平南、盐官、祁山、石堡、汉源、石峡，到达纸坊，一路从望关到达长坝，或经白马关、窖坪、略阳，到达汉中(此道又称散关道)；或经黑马关、咀台、岸门口、铜钱、阳坝、燕子砭，进入四川。一路经成县、栗亭、徽县，然后与嘉陵道相接，沿青泥道或白水路直下陕川。这两条主干线路之间又有诸多支线相连，形成庞杂的交通网络，如徽县与天水之间有条发挥重要作用的线路，从天水到徐家店，再经娘娘坝、高桥、榆树火钻，到达徽县。再如被当地称为卤洮道的茶马道，东起盐官，沿祁山道到汉源后，经何坝、河口、龙林、太塘、牛尾关、沙金、好梯、南阳、宕昌，与阴平道相接。望关和武都之间也有一条经安化、甘泉的道路，使阴平道与祁山道相接。高桥和盐官之间还有一条经汪川、大门、麻沿的道路相连。还有一条连接阴平道与丝绸之路被称为米兰道的茶马道，从兰州南下，经武山、洛门、崖城、礼县、石桥、龙林、肖良、昌河坝、隆兴，到达武都等。
目前，在陇南发现的与古代交通有关的摩崖石刻和碑刻很多，如《西狭颂》摩崖石刻与《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已发现的碑刻中也不乏直接记载茶马贸易内容的文化遗产，如成县的《吴挺神道碑》、礼县《大潭长道二八分科后碑》、徽县《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重修庙学记》《徽州调停驿站碑记》康县《察院明文》等，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陇茶种植加工与饮茶习俗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发于神农，兴于唐，盛于宋，流传至今。西汉《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由此得知茶有解毒的功效。饮茶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茶成为中华民族的“国饮”。
据《文县志》记载，碧口地区栽培茶树已有千年历史，碧口地区的李子坝、马家山、店房山的云雾炒青茶，色泽苍绿，冲泡后清香爽口，饮之能消油腻，增食欲，除疲倦。陇南属长江流域，境内文县碧口、康县阳坝和武都裕河气候温润、光热丰富、降水充沛，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目前，陇南已发展茶园10余万亩，所产茶叶茶芽鲜嫩、条索紧细、色泽绿润、滋味鲜醇、经久耐泡。
陇南制茶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传统手工技艺有五个流程。一是采摘。采摘茶叶的手和装茶叶的容器要洗干净无异味，采茶时间最好是上午，采摘的茶叶一般是一芽，最多一芽一叶，不能多。二是摊晾。采回来的鲜叶，一定要及时摊开晾在竹席或茶箕里，不能堆放在一起，否则，茶叶会发热沤坏。三是炒制。先将铁锅烧至温度很高，在锅内均匀地抹一层茶油，将摊晾后的茶叶一次取约七至八两放在锅中，用手慢慢地翻炒。炒茶有拿、翻、掇、抖、匀、旋、揉、撺、压、磨等多种手法，手掌手指自然伸开，用力要均匀，速度不紧不慢，控制好温度。等茶叶变干变色，渐渐成扁平状，散发出香熟的味道后，用棕刷和棉垫把茶叶从锅里扫到茶箕里，再晾约一小时。四是回锅。把晾好的茶叶取大约四至五两，重新回锅再炒，这次锅的温度要控制低，用力要更慢更轻匀，着重在于整形、磨光，大约炒制10多分钟，然后出锅，在茶箕里晾一天。五是存放。选用合适的包装，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不能与有异味的物品一起存放，因为茶叶有极强的吸附作用，容易串味。制茶是一项技术要求非常高的技艺，不仅要掌握好温度、火候、色泽，还要把握好水分、力量、时效、香气，按茶叶的叶芽、内质、含水量，根据听、嗅、触等感觉不断调整操作，才能加工出品质上乘的茶叶。
陇南有丰富有趣的茶俗。除了泡茶之外，陇南北部几县流行喝罐罐茶，中部地区以康县为中心的面茶在全国也算独树一帜。
喝罐罐茶的习俗在我国西北与西南多省均有分布，汉、回、藏、彝、苗、佤等多个民族深爱此道。罐罐茶不是简单煮茶而喝，而是在器具、煮茶、饮法等环节有一整套独特的文化体系，这在陇南表现得尤为显明。
陇南罐罐茶的器具与其他地方基本一样，一盆火，一茶壶水，一只烧茶罐，一支茶筚棍，一撮茶叶和一只茶盅即可。火生在火盆里，火盆放在热炕上，烧茶罐煨在火边，边煮边喝。烧茶罐是当地用土烧制出来的浅黑色无釉陶器，六七厘米高，单耳，圆底，鼓腹，有嘴，底面直径不足三厘米。茶筚棍一般是从竹质筷子上截取八九厘米长，茶壶用于往烧茶罐儿中加水，茶盅为鸡蛋大小。最简朴的煮茶法是先把烧茶罐烤热，放入一撮茶叶，倒水至七八成满，煮至茶水沸溢即可倾入茶盅饮用。然后又将开水倒入烧茶罐里，煮开后倒入茶盅再饮，一直煮到茶叶烂了茶的苦味全榨出来了为止。喝罐罐茶时必须先吃茶点，一般为馍馍或饼子，也有精工制作的点心、麻花等。
罐罐茶作为一种饮茶习俗，其文化内涵丰富。对此，陇南地方民俗文化研究学者剡自勉先生深得其味。他认为在物质文化层面，罐罐茶的本质是便餐。在历史上，陇南以农业经济为主，田地距离住处远，山高路陡，农民下地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不回家。因此早餐吃好喝好非常关键。在长期的实践中，当地农民选择了吃茶点喝罐罐茶，茶点耐饿，罐罐茶耐渴，二者的结合能应付一天的劳作。在精神文化层面，罐罐茶首先体现家的符号。一般来说，喝茶的准备工作由儿童完成，取烧茶罐儿，倒水，洗茶盅，取茶点，大人喝茶，高兴时奖励儿童一盅薄茶，一家人边喝茶边拉家常，喝完茶再由儿童掏茶叶，收拾器具。喝罐罐茶的过程既可训练孩童劳动技能，又显长幼之序，附于其上的天伦之乐凸显出家的感觉。其次，罐罐茶还有求得社会认同的功能。在陇南人眼中，没有烧茶罐的家不算完整的家，因为罐罐茶是陇南人最简单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有罐罐茶才算真正有了家。再次，罐罐茶是村民间联系感情的纽带。陇南农民农闲时有串门的习惯，村民们围炉向火，喝茶聊天，能增进交流，沟通情感。在礼俗文化层面，罐罐茶是农村各种活动所不可缺少之物，农民们将罐罐茶摆上供桌，可以获得劳作的信心与生活的勇气。喝罐罐茶也是陇南人迎宾接客不可缺少的礼俗，煮罐罐茶的茶叶是馈赠亲戚朋友、孝敬老人的首选礼品。
面茶介乎美食和饮品之间，可饮可食，老幼皆宜。烧制面茶首先要炒调料，即用炒勺以清油、精盐、葱花依次炒鸡蛋、豆腐、核桃仁，熬小麦面粉。鸡蛋要炒嫩、豆腐丁要炒至金黄色、核桃仁要炒脆、麦面要熬熟。炒好的调料及熬熟的麦面需置入容器中分别存放备用，不能混合。其次以清油、盐将茶叶炒熟后加水，再放入红葱皮、花椒叶、茴香秆、生姜片煮沸。最后依次将备好的豆腐丁、核桃仁、鸡蛋等调料混合搅拌即可。面茶味美酥香，且解渴充饥，当地人以茶为点，招待客人，每逢佳节，街坊邻居还互敬面茶，以示和睦与祝福。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赵琪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