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是法国作家司汤达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首次出版于1830年。这是根据真人真事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1827 年末，司汤达在《法院公报》上看到安托万·贝尔泰的案件。贝尔泰是格勒诺布尔的神学院学生，他先后有两个情妇。他本是马蹄铁匠的儿子，20岁时当了公证人米舒家的家庭教师，成了女主人的情人。随后他进了贝莱的神学院，又来到德·科尔东家，与后者的女儿产生恋情，但他和米舒太太仍然通信，并指责她换了一个情人，后来发展到在教堂枪击她。
司汤达保留了贝尔泰与两个女人的爱情关系的基本线索。故事发生在1825年弗朗什-孔泰省的维里耶尔小城。市长德·雷纳尔挑选了锯木厂老板的儿子于连·索雷尔当家庭教师。于连获得了市长夫人的好感，她没有享受过爱情，逐渐爱上了这个漂亮的小伙子，成了他的情妇。他们的关系终于隐瞒不住。在西朗神父的安排下，于连来到贝藏松的神学院，很快获得院长彼拉尔神父的信任。院长为他谋得德·拉莫尔侯爵秘书的职务。他的高傲唤起了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好奇心，他设法把她勾引到手。侯爵似乎无路可走，给了他称号、军阶并应允他和自己女儿的婚事。这时，德·雷纳尔夫人在教士的唆使下揭露了于连。于连愤怒之极，回到维里耶尔，开枪打伤了她。于连被捕之后，万念俱灰，在法庭上怒斥统治阶级，被判处上了断头台。3天后，德·雷纳尔夫人也离开了人世。
《红与黑》的第一个层面表现为爱情小说。司汤达从批判封建婚姻的角度去描写于连的两次爱情。德·雷纳尔夫人是个纯朴、真诚、不会做作的女子，她与市长之间并无爱情。德·雷纳尔先生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在他眼里只有金钱、贵族门第，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他和妻子没有感情交流。德·雷纳尔夫人在于连身上发现了平民阶级的优异品质:具有进取心、自尊心强、不愿屈服于贵族之下。她爱上于连是对封建婚姻的反叛。
玛蒂尔德的情况有所不同，玛蒂尔德是一个蔑视贵族婚姻观点的侯门小姐，她看不起有身份、有财产的贵族青年。别人越是对她低声下气，她越是不屑一顾。她欣赏于连之处，正是他没有奴颜媚骨、受到19世纪启蒙思想的熏陶而表现出自由思想，又有才识胆略。不可否认，她愿意放弃贵族门第与于连结合，不顾自己的名誉跑到维里耶尔活动，为搭救于连而不遗余力，即使她的行动中有着矫情的成分，但她的表现是违反贵族阶级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
至于于连，司汤达描写了他的平民反抗意识。他把自己的行动看作“战斗”以报复市长对他的蔑视。他受到德·雷纳尔夫人热烈纯真爱情的感染，产生了相应的爱情。他的平等意识非常强烈:“在爱情上必须讲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爱情。”因此，他十分警惕她的贵族意识的流露。于连对玛蒂尔德的爱情掺杂了较多的理智成分和目的，他企图对那些贵族青年挑战， 并通过玛蒂尔德向上爬。他的内心对玛蒂尔德缺乏真正的爱情，因为他并不喜欢她的性格，他的野心支配了他的行动。
《红与黑》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它“从头至尾是一部政治小说”，是“最强烈的现实小说”。对于《红与黑》书名的含义，一向众说纷纭。红色最有可能是军服的象征，即对第一帝国的向往，而黑色代表教士黑袍，即教会及复辟时期的反动统治。于连就在这两种职业中作选择。当然还有别的解释。《红与黑》确实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小说，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作者揭露了复辟王朝时期的腐败、黑暗以及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其次，《红与黑》描绘了复辟王朝时期激烈的政治斗争。
《红与黑》还是一部风俗小说。小说故事发生在3个地方:汝拉山区的小城维里耶尔、贝藏松的神学院和巴黎的德·拉莫尔侯爵府。这三个地方概括了当时法国的风貌。维里耶尔是外省城市的写照。随着工业兴起，唯利是图也就成了人们的行动准则。神学院是社会的另一个缩影。它像监狱一样阴森可怖，行李要经过仔细搜查，信件往往被扣压。神父、学生都互相倾轧，虚伪做作笼罩着一切。由于院长和副院长有矛盾，选择谁做自己的忏悔神父就成了重要抉择，关系到依附哪一派。 德·拉莫尔侯爵府是上层社会的写照，巴黎上流社会的活动中心之一，也是“ 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侯爵是个精明干练的政治家，复辟王朝的红人。这个贵族府第在灯烛辉煌的外表下，不免露出了衰败的征兆。《红与黑》的风俗描写广泛而深人，提供了复辟王朝时期的一幅真实画卷。
《红与黑》的突出成就也表现在塑造了于连这个形象。这个个人奋斗者是世界文学中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于连的性格是多元多层次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他性格中的核心成分;自我意识在环境的作用下，产生出平等观念、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于连个性刚强，充满激情，富有毅力。他虽然表面显得柔弱，但是“隐藏着一股百折不挠、宁冒万死也要出人头地的决心”。外表和内心的强烈反差，是于连形象的一大特点。
但有毅力，敢于行动，是他的主导方面。他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对贵族的趾高气扬怀着深深的抵触情绪。他父亲让他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他回答:“如果要降低身份，和仆人一起吃饭...我宁愿死。”当市长把他当仆人二样训斥时，于连眼里露出复仇的目光，愤然回答说:“先生， 没有你我也能活。”为了报复市长，他在夜晚乘凉时，握住了市长夫人的手。他占有市长夫人以及后来要征服玛蒂尔德的行动也有着这种报复和反抗意识。在于连看来，这是他应负的“责任”，这种“责任”意识正是复辟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受到压制后不满情绪的流露。他看到主教的丰厚收入，便想到当教士，于是背诵《圣经》，愿到神学院去，忍气吞声地想适应那里的生活。他看到侯爵能让他改变平民的命运，便甘心为他效劳，不再反抗。个人野心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动。 直到他发现贵族阶级对平民存在根本的敌视以后，才又恢复了反抗精神，宁死也不肯妥协。于连的多变是复辟王朝时期谋求个人奋斗的平民青年受环境影响的结果。
于连往往被看作一个野心家，他没有什么政治准则，“一向把虚伪和无情视为一般的生存之道”。为达目的，他可以给极端保王派充当秘密信使，与自己所反对的贵族阶级同流合污。于连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他既有反抗精神，又很容易屈服;他既憎恨贵族的卑劣，又不惮玷污自己的双手;他既看重别人的善良正直，又信奉虚伪的道德观;他既崇拜拿破仑，又能随意改变方向，走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既热衷于向上爬，又愤然选择了死亡，不肯向卑污的现实让步。这种双重性构成了于连性格和思想的复杂性。这个形象的丰富性标志着司汤达的小说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