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柯永权
广东吴川人,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年毕业后,继续以缓慢的速度进行纪录片创作。2016至2019年在《大河唱》中担任导演、摄影及剪辑。
一
此刻我人在北京,刚送走了各色花粉,又喜迎杨絮柳絮。被过敏季节所纠缠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故乡的四季。跟北京比起来,那里的生存条件属于另一种维度的恶劣,却依旧让我怀念。
故乡是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一个海边小镇,常年无冬。每年春天,我们会迎来回南天,衣服永远也晾不干;夏天的午睡总是伴随着电闪雷鸣的对流雨,像闹钟一样准时把人叫醒;秋季开学没几天就会放“台风假”,我们趴在窗口,看高高的椰子树如何被风吹倒;到了所谓的“冬季”,眼巴巴地等待西伯利亚寒流的到来,期待有生之年能亲历一场大雪。
这就是我那闷热潮湿的故乡,一片本该孕育大江大河的土地。然而发源于两广山区的河流,自北往南奔流两百公里,便遇到了浩瀚无际的南中国海。一场计划中的长途旅行被迫终止。
只有通过教科书我们才得知,在北方有一条大河,人们称之为母亲河。我们的祖先在此耕种、繁衍,并孕育出了发达的文明。我们那位从未出过广东省的老师,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这条河的奔腾、雄浑,对巴颜喀拉山、黄土高原、几字弯、壶口瀑布如数家珍。年纪尚小的我们,并不理解千里外的一条大河跟自己有何关系,但能感受到她有一种让人口口相传的魔力。
《大河唱》
作者:《大河唱》剧组编著
版本: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年7月
2008年夏,我收到了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动身前往北京之前,正是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我们守在电视机前,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大脚印缓缓踩过北京的夜空。随后一位红衣小女孩登场,《歌唱祖国》的歌声在鸟巢响起: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我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十八线小城。晚上九点,列车到了郑州花园口,缓缓驶过一座铁桥。华北平原的夜色中,我没听到河水拍岸,更看不见那水的颜色和清浊。车轮与铁轨在黑暗中撞击,发出有节奏的铁质的声音。我想象着脚下的这条大河,她一定流得很慢,很慢,像一位蹒跚的老人。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黄河。
这个瞬间,仅仅是35小时旅程中的1分钟。它在我的记忆中渐渐变得不再清晰了,但一直无法抹去。我想我是莫名其妙地被感动了。
二
2016年春夏之交,我在浙江建德拍一部纪录片。拍摄对象叫树根,是一位 “九姓渔民”。他们祖祖辈辈以船为家,漂泊在新安江上,直到近年才在政府的组织下上了岸。
树根生在船上,长在江中。父母给他取名树根,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扎根于土地,免受水上漂泊之苦。但上岸定居后的树根渐渐发现自己难以适应这种生活。于是他把妻女在小镇上安顿好,自己重新回到了江上,成为了一名新安江守林人。
树根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艘小船,唯一的食物是江里的鱼,唯一的娱乐是一把吉他。在大部分日子里,他独自待在水边的小屋里,与世隔绝。在必要的时候,他又会开着小船逆流而上,出现在老婆孩子的身边。这个木讷少言的男人,像一个谜。
那个时候,我已经对人类逐水而居的故事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人与江河的关系总是多样而有趣。在我看来,树根是在江中找到了一个避风港。作为大江的子孙,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他如何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掌握一种微妙的平衡?
《大河唱》电影剧照。
但是我并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找到答案。按照媒体纪录片的惯常操作,我们只能在几天的周期内完成这个人物的拍摄,然后转战下一个人物,最后通过解说词串联起一个完整的“故事”。于是我们争分夺秒,于是我们设计摆拍,于是我们努力地把画面拍得更漂亮,试图借此消除一种源于深处的空洞感。有时候,看着树根在我的指挥下成为了一个牵线木偶,我感到有些东西已经违背了初衷。
拍摄树根的间隙,我接到了老雷的电话。他问我知不知道苏阳,我说不知道。想不想拍黄河,我说想。在西北扎扎实实地待两年,拍一部关于苏阳与黄河的音乐纪录片,你来吗。我说,听起来有点意思。
挂了电话,我搜索了“苏阳是谁”,然后开始在网易云音乐听他的两张专辑。那个下着小雨的清冷的夜晚,像极了孟浩然所写的《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一千多年后的今晚,一位同样远离了故乡的游民,站在同一条江边,听着那来自西北的声音,感受到了一种与孟浩然类似的情绪。我是从苏阳的歌声中听到了亘古不变的乡愁啊。
随后我打开了微信,回复老雷:西北见。
三
老雷是我的老师。再往严重了说,我的专业从土木转到新闻,跟老雷有莫大的关系。而我在他的引领下进入了纪录片这一行,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
在此之前,他带着我的师兄们做了《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并且一直在推动纪录片进院线的实践。而我最佩服老雷的地方,是他总在竭尽全力为我们争取最大的创作时间、空间和自由。要知道,清影惯用的这套影视人类学创作模式,与当下浮躁的社会氛围是相向而行的。
看看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屏幕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碎,人们的耐心越来越少。低头族再也无法忍受手机0.01秒的迟滞,宅男宅女再也无法忍受外卖小哥1秒钟的晚到,资本家再也无法忍受员工一天只工作8小时。电视节目的片尾字幕滚得越来越快,快到你看不清任何一个名字。就连我写这篇文章,也尽可能地少用长句,少长篇大论,唯恐耽误了读者的宝贵时间。
这是时代的发展,也是慢性子们的哀歌。
《大河唱》剧照。
有些人再也无法躲进小楼,安心花时间去打磨一部作品。各种良莠不齐的资本开始涌入,效率、增长、收益、回报,成了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高频词。阿猫阿狗们的分析听起来都头头是道,无不指向胜利的天平、成功的顶峰。他们在你耳边鼓吹商业模式,一夜暴富,薅流量,割韭菜,宣告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于是社会成了一个屠宰场,人心开始蠢蠢欲动。
我倒是觉得做一根韭菜挺好的,但求你有点耐心,让我长高一点,再举起你手中的镰刀。对纪录片工作者来说,耐心很重要。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时间会告诉我们最后的答案。
相对我们短暂的一生,相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短暂的时代,黄河已经在地球存在了百万年之久。她曾拥有水草丰茂的时期,也曾饱受风沙的困扰。当然,不管人类如何作妖,黄河的水还在以相对稳定的流速,淡定地东流。
而我也即将踏上寻找这条大河的旅程。2016年下半年,我辞去上海的工作,搬到了北京,成为一个自由的纪录片工作者。在《大河唱》中,我将拍摄两个人物:苏阳与黄河。
四
2016年7月20日,北京暴雨,老天爷给北京下了8个密云水库的雨量。没禀告天地鬼神,也没敬卢米埃尔,《大河唱》在这一天匆忙开机。而苏阳是第一个进入我们视野的拍摄对象。
苏阳身材不高,精瘦,隔三差五就去剃个寸头,花15块钱只留3毫米的那种。他喜欢穿黑衣,后来演变成只穿黑衣。夏天爱穿那种黑色的老北京布鞋,冬天好像还穿老北京布鞋。大家都喜欢叫他老汉,或者苏伯伯。他走在大街上,一定是人群中最不显眼的那一个。
没人看得出来,老汉曾经是位摇滚青年,在银川也算个体面的人物。后来,他剪掉及腰的长发,平生第一次穿上白衬衫,攥着几首新歌就闯进了北京“十三月”唱片公司的办公室。与老板卢中强见面之后,苏阳觉得这公司不错,还给报销公交月票,于是安心住着公司给租的员工宿舍,就算是开始在北京上班了。没过多久,第一张专辑《贤良》就发布了。
那个年代,时髦的人开始写一种叫博客的东西。苏阳也开了博客,写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当下,也回忆回忆当年学琴打架的往事。我就是在他的博客里第一次见到了马风山,张进来,刘世凯,魏宗富他们。
记得他写马风山是个西海固地区的村官,爱唱花儿,记录了不少马风山唱的花儿歌词和唱法特点。那时候我对花儿没概念,看了苏阳记下来的歌词也难以留下印象。但我记住了马风山老家贴着的那张字画,老马自己写的:
你是家中梁,生活要思量,梁折家遭殃,生活无保障。
你是父母心,牵挂重千斤,儿走他乡路,亲人泪满襟。
你是妻子天,莫让天塌陷,天塌人心寒,妻儿怎么办。
你是子女山,为儿挡风寒,山倒无人靠,人见人心酸。
不久后我跟随苏阳到了马风山的家中。他们已经搬离山沟沟里的老家,住进了政府统一盖的移民安置房。我终于见到了记忆中的那张字画。几行小字是用油性笔写在白纸上的,字体不算清秀。旁边贴着一张豪车张贴画,摆着几盆花。这一切跟我想象的画面,完全不一样。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恍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