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为郝建秀、徐改霞这样的女孩子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往常的英雄道路，那么这对于辞退了旧式婚约的改霞，必然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而且，她考工厂不同于富裕中农的姑娘们，后者“要多俗气有多俗气，尽想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改霞去考工厂，是为了投身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她立志从一个蛤蟆滩寡妇女儿成长为“郝建秀”式的英雄人物，这一点也影响着她的恋爱观。可以说，改霞将自己的爱情置于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她不是单纯为了爱情而选择爱情，而是为了“社会主义”而选择爱情。
“对于改霞，搞对象既不是为了吃穿有人管，更不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她是为了一种崭新的愿望——两口子共同创造社会主义。”
可是这样“崭新的愿望”也难免有些幼稚天真，然而不得不说，这不应当是改霞个人的心理体验和选择，很有可能也是当时一大批农村进步青年进城的动机和诱因。其实这不仅是农村青年的社会认知不足所造成的后果，也是当时乃至今天城市建设对于农村的挤压。改霞或许是为了尽快为社会主义做贡献而在心理上选择进城，但无数的改霞却可以因为“尽快出人头地”“更多的寻找机会”而选择进城，这是农村人的城市书写，也是农村为此做出的巨大牺牲，这到今天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徐梁爱情的一个重大转折出现在两人的第一次谈话之后。尽管两人都对彼此的到来充满着期待，却在阴差阳错的表达中错失良机，细究其因不难发现，这是两人个性和彼时仍很隐蔽的乡村恋爱风气所致。
当两人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机会见上一面来谈论亲事的时候，气氛本来是相当融洽的，尽管两人都非常紧张，可是大家的心思还都很一致的希望引入婚嫁的正题。可是当改霞鼓起勇气将话锋转至此处，她所做的不是正面表达自己的思绪，而是“使着大劲儿决定引导者生宝，让他提出要求”。于是她所言非所意地说出了最为致命的一句话：
“西安新修起国棉三厂，我想去参加工业化，你看怎样？”
这句话可以看做整本书中改霞命运的转折点，将她的爱情引入无可挽回的深渊，纵使之后还有第二层次谈话，但两人之间的隔阂和生宝对改霞的看法也彻底从此改变，而正因为生宝对改霞的看法由此陡转，尽管没有明示，但整个蛤蟆滩黄堡区上至领导下至百姓对改霞的评价也由此奠基。
这句话的症结在于改霞的措辞，她“想”去参加工业化。一个“想”字，使得生宝真的以为她有极大的意愿前去，虽然改霞意下“等待着生宝的反对”，甚至于她抛出这句话的目的就是等待被否定制止，“只要生宝一反对，一百个郭振山鼓动，她也不去工厂了”。可是她的所想和所言以及生宝的所意，都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也最终造成了两人擦肩而过的悲剧。
生宝将这个“想”理解为“思想变了，不是咱的人了”，认为自己“泥腿子，黑脊背，本本色色，不攀高亲”，又因为自己互助组的要务缠身，于是瞬间变得“讽刺、客气、疏远、匆忙”。不得不说，两个人一个欲迎还拒，一个盲目轻信，一个心口不一，一个缺乏自信，两个人都被动摇摆，这样性格上的弱点自然导致了这场爱情的悲剧结局。
同时，改霞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当两人的谈话尴尬收场之后，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她甚至于觉得是生宝“骄傲了”，却不曾想过或许是自己的表达造成了误解。当改霞感受到人们对她急转直下的冷淡，便愈发坚定了离开这里去考工厂的决心。也就是说，这次失败谈话所造成的自尊心的剧烈发作，成为了改霞命运的巨大转折点。
不幸的是，就“自尊心”这一点来讲，生宝与之有着极强的相似性。这一点作者在给改霞的安排中也思考得很清楚，“改霞想：生宝和她都是强性子的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当两个极为相似的好强年轻人放在一起，他们的分道扬镳倒显得十分必然。
当然，要将责任全部由个人来承担，也是不合理的，这场爱情悲剧中，同样回荡着时代的声响。那是一个自由恋爱仍然只享有逼仄空间的时代，改霞作为刚刚解除婚约的女孩，生宝作为刚刚埋葬了童养媳的男孩，他们的身上还残留着封建社会未解放时对于婚恋压迫的深深烙印，纵使两人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党员，已经非常接近自由的灵魂，可是仍然难以逃脱封建婚恋观长久以来的捆绑和诅咒。
在土改时期两人备受瞩目的关系招致了诸多闲言碎语而不得不刻意疏远之后，重新获得自由的两人却再难明目张胆地表述自己的心意，见面要挑没人注意的时机，走路要分别从相隔甚远的两条小道进入稻草庵子，就连说话也要拐外抹角相互揣测难以直言，这不是改霞和生宝的爱情悲剧，这是整个时代下任何人都难逃的命运的挤压。
徐改霞因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做工，而被认为是嫌贫爱富，背弃农业合作化建设，与梁生宝的爱情也戛然而止，也因此受到时人抨击。但她的爱情选择与职业选择背后，却是时代语境下女性的成长诉求。
徐改霞生在了一个红色的年代，却有着更为自由的灵魂，这就注定了她的人生选择和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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