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行业的驿站、网点“退网潮”似乎又一次出现。
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期二手转卖平台闲鱼上出现了多个快递网点和驿站的转让信息，范围覆盖全国各地，一般根据经营规模标价定价，少则几万、多则上百万。而从链接发布时间看，大多驿站和网点转让发生在今年，涉及快递企业主要为通达系、极兔速递，驿站则主要为菜鸟驿站和兔喜生活。
（图源|闲鱼截图）
对此，第一财经援引业内人士的说法，称网点转让增加或与行业压力上行有关。今年以来，快递行业的持续内卷已不再是秘密。在价格战被叫停后，行业卷向了服务战，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快递网络终端、尤其是乡镇网点和驿站的生存压力。九派财经注意到，在此轮“退网潮”中，不少驿站和网点来自乡镇。
在过去几年里，由于政策、行业的同步加码，大量快递网点在乡镇生长扎根。它们是国内发达的物流网络的神经末梢，却普遍面临单量不足、配送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而每次来自行业上游的变动，都让这些乡镇网点经营者感到始料不及。
“快递越来越难做了。”在广东某小镇经营妈妈驿站（圆通速递旗下）的丽丽觉察到了行业的转向。她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对驿站的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如果遇到投诉，快递公司大概率会支持客户，对驿站罚款，轻则几十、重则几百，其中对服务态度不佳的处罚也越来越严格。
另一方面，快递公司对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以上门取件为例，以前可以等到第二天出货，如今要求当天更新物流信息。更重要的是，尽管驿站、网点经营者们付出更多成本，满足公司和平台的要求，但仍不能因此拿到更高的派费。
一边是行业规模的狂奔，一边却是入局者的黯淡离场。中国的快递行业，正在矛盾中开启新一轮战事。
【1】内卷升级，快递“服务战”下沉遇阻
2023年，困扰行业的价格战在监管的介入下告一段落，快递从拼成本转向拼服务似乎成为行业新共识。中信建投证券研报指出，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快递行业进入到了新的产能周期。目前周期下，由于成本下降空间遇到瓶颈，以价换量的策略逐渐失效。
年初，中通首席财务官颜惠萍表示，“企业开始更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竞争也不再不惜一切代价。”而提升服务的途径，主要是更快的配送速度，和更好的终端服务，前者需要提升物流运力或者自建仓库等“硬实力”，而后者的竞争重点则是交付便利性的“软实力”，比如送货上门。
今年6月，菜鸟集团宣布推出自营的快递业务菜鸟速递，提出了“送货上门，不上必赔”服务。同一时间，中通快递、邮政EMS都均上线了送货上门服务。作为快递网络中的“最后一公里”，网点和驿站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服务战中。
在乡镇经营菜鸟驿站的卫盛告诉九派财经，菜鸟驿站允许经营者自行选择是否送货上门，但几乎没有乡镇驿站会开启这一选项。
原因很简单，与城市内驿站只负责周边几个小区不同，乡镇居民居住分散，配送员需熟悉配送区域的道路和村民，否则送货效率很难提升。虽然菜鸟给予送货上门的驿站每单1元的补贴，但对驿站来说并不止渴。“送货上门意味着更大的工作量，驿站往往得再雇一个人，每单1元很难覆盖成本。”卫盛说。
即便乡镇驿站们有权利对送货上门说不，但在服务战的背景下仍会有不少困扰。丽丽告诉记者，圆通并未对驿站送货上门做出明确规定，但日常经营中，依然顾客提出此类要求。这对于典型的“夫妻店“而言，是极大的压力。
在丽丽的菜鸟驿站，他与丈夫、父亲从早上9点开始，收货、清点入库、整理上架、打电话、为前来取件的顾客找件、收件、包装、出货……三人一直忙碌到深夜12点，每年大促，还常常需要忙到后半夜，日常工作非常饱和。
“一两个还好，如果人多了，驿站的人力根本无法应付，而这完全是免费配送。”遇到这种情况，丽丽通常会以人力不足为由拒绝配送，如果无法协商，则选择不接收某些顾客的快递。
可随着服务战进入白热化，快递公司对服务态度不佳的驿站和网点处罚也越来越严格。“如果拒绝顾客的要求，网点将面临被投诉和罚款风险，金额在几十到数百之间。”丽丽说。
面对行业的转向，更多的乡镇驿站经营者感到无所适从。往往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默默承受或者离开。
【2】流动性高，乡镇快递网点的悖论
很难苛责快递乡镇网点的服务，毕竟绝大多时间里，它们一直处于生存边缘。2019年，随着国家邮政局对末端二次收费的整改，四川南部县、河北藁城县等多地乡镇网点宣布撤出；2021年，涵盖了百世、韵达、申通、圆通等多家快递企业，发布“温馨提示”：停派乡镇网点，包裹只送到县城。
乡镇快递点纷纷撤走或运营难以为继，与乡镇原有的物流形态息息相关。首先是运营成本过高和极少订单量，在一些偏远的乡镇，网点离顾客、县城取件驿站往往都隔着1~2个小时车程，它们需要到县城来拉货再派送给村民，而这一路上所产生的油费、过路费等费用拉高了整体经营成本。此外，农村网购频次较低、快递的发送量较少，传统低价走量形式行不通。
自2020年入行以来，丽丽经营的驿站派费从每单8毛钱降为6毛钱，并一直持续至今，单量却没有明显提升。丽丽坦言，在目前派费标准下，每月收入除去房租、水电、人工和电话费等固定支出后所剩无几，“我们经不起打击了”。
其次，对于众多乡镇网点经营者而言，快递业务能为其他业务引流，经营驿站不过是增加一项副业。卫盛和丽丽经营的都是夫妻店，这是县城和乡镇快递驿站最主要的形态，一家人都靠着驿站这一载体生活。而驿站里面往往经营着其它生意，除了快递的业务，卫盛和妻子的驿站实际是一个便利店，而刘磊则在驿站出售自家的农产品。
在刘磊看来，驿站能够很好地与其他业态结合，这正是快递驿站能够在乡镇“遍地开花”的主要原因。而一旦送货上门成为快递行业的硬性要求，驿站大规模退出是必然的结果。“如果要求我们送货上门，我们就损失了人流量和这笔间接收入，再补贴也得不偿失，这不是钱的问题。”刘磊说。
而在丽丽的观察中，乡镇的驿站流失率很高，这是乡镇人情社会的生态和快递网络的模式决定的。以通达系为例，公司会在当地寻找社会资源较广的区级代理总包商，代理商直接负责与各个村子的驿站对接，双方共享派费，分成自定。而驿站所在村落的服务难度（居民分布的集中程度、经营者人脉资源情况等）、驿站经营者与代理商的关系好坏，则决定了驿站对代理商的议价能力。
“区域代理每单派费在1元左右，有人派费分成谈到了7毛钱，有人仅有3毛钱。”丽丽称，这种人情社会下的快递体系极为薄弱，如果面临代理商压价，自己也不免成为退网队伍中的一员。
此外，区域代理商更换，或者原先经营权到期后被签给其他人，都会让驿站的经营权会流失。在丽丽看来，这几乎是代理模式的通病，而驿站中的其他生意，更像是驿站经营的“退路”，一旦经营权被收回，在经营驿站过程中培养的其他业态依然能够支撑生活。
九派财经记者陈静仪
编辑郭梓昊
【来源：九派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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